农村大学生

　　进大学比例远甚从前

　　新京报：有人看过纲要后说，今后农村的孩子读大学可能更不容易了。

　　吴启迪：这就是公平和质量的问题。现在尤其是高考自主招生，让人们有这种感觉，这次纲要对公平和质量考虑比较多，修改也比较多。现在看起来，总的指导思想是对的，但在具体操作层面上，需要更加严密、全面的考虑，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新京报：你在教育部分管高等教育，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是否越来越少。

　　吴启迪：没有。农村学生能够进入大学的比例大大高于以前，当然和来自城市的孩子比，还是城市高一些，但总的看农村来的学生远远高于以前了。这点和以前媒体上报道的不一样。

　　新京报：北大搞了校长推荐制，一些高校开展自主招生，都很强调素质，但农村的孩子这时候很吃亏。

　　吴启迪：这点我原来也批评过，对单独招生问的问题，确实对农村学生不是很有利，而且他们也不太容易自己乘车、坐飞机去面试。

　　新京报：批评有效果吗？

　　吴启迪：我没有公开批评，因为是搞试点嘛，试点就要允许尝试，所以我没有提系统的看法。

　　但我觉得这点应该考虑到，也有补救的办法。比如名牌大学恐怕要强制性地规定接收农村的、贫困家庭的孩子的比例。像美国包括常春藤这样的私立学校，一般会规定收贫困家庭的孩子、黑人的以及拉美裔、亚裔的孩子，给他们奖学金，我觉得可以有这种类型的政策。

　　新京报：教育部如果出了这种规定，是不是又会被指责行政化。

　　吴启迪：这种行政化是应该的，这是促进公平的，当然什么样的比例，还需要周密考虑。

　　高校行政化

　　高等教育应突出教授主导

　　新京报：高校行政化也是公众关注度很高的一个问题。

　　吴启迪：这次提到了去行政化，其实行政化恐怕不仅是高校，其他类型的学校也有。

　　我本人认为去行政化是对的，学校是育人的场所，关键是行政化表现在哪里？学校领导不管中学、高职、大学，都有级别，大家认为应该取消，从理论讲是对的，搞教育和当官不是一回事。

　　不过中国还有官本位的现实。比如现在高职就存在一个问题，高职学校一般是副局级，这些学校就因为觉得副局级有点低，就想着变成本科，变成本科就是正局级了，而这对高等教育导向很有问题，我们希望高等教育协调发展，不想专科全变成本科。

　　高等教育应突出教授的主导地位，一个大学跟所有教育机构一样，以教师为本、以学生为本。我原来做校长时一再强调，行政部门只是服务，在我们高校里，梅兰芳是那些教授，你们只是搭台的，但我们国家太在意这些职级。我希望这个情况能有所改变，可以用包括比如学术委员会的强化、职员化等方式解决。

　　教改纲要

　　一揽子解决不了所有问题

　　新京报：这次纲要的关键词是改革，但改革也到了深水区，教育已经不是教育部门一家的事情，各部门在纲要制订中如何逐渐达成共识的。

　　吴启迪：有很多已经达成共识了，我觉得有一点比较难办的就是投入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著名的“4%”问题，以前北航的老校长为此奋斗了十年，被称为“4%专业户”。

　　新京报：财政部门认为财政教育投入不能光看占GDP的比例，更应该看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而衡量一个国家对教育投入的重视，也应该以后者为标准。

　　吴启迪：我觉得这个想法也有道理，也确实这些绝对数字是增加的，在财政支出的比例中也是逐渐增长。

　　但教育优先到底怎么体现？为什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作为基数来衡量？实际上1993年提的时候，北京师范大学王善迈教授他们做了很好的论证，GDP就是体现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应的公共事业投入就要有个比例，现在全世界平均4.7%。也有说法，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比较低，为什么会低我就不知道了，我认为也应该深入研究。如果拿GDP作为基数不合适，要证明那就应该拿出严密的论证来，证明教科文组织的说法是错误的，或者中国的国情就是完全不一样。但据说印度已经超过4%了。

　　新京报：公众对纲要期待很高，希望一揽子解决教育的问题。

　　吴启迪：纲要不可能一揽子解决所有问题，尤其是中国这样正处在一个迅速、巨大变化的进程中，问题非常复杂，如果想一下都解决，谁都相信这是不现实的。

　　但我想国家这么重视，至少了解了公众对教育的期望和一些特别希望解决的问题，在纲要中多少有所涉及，有些问题讲得透一些，有些讲得原则一些，有了措施，我相信对教育绝对是个推动。

　　但教育现代化的目标，能不能达到？从数量上来讲，容易达到，但是教育绝对不仅仅是数量的问题，更加重要的是质量的问题，任重道远。追求卓越是一个没有穷尽的目标。本报记者 杨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