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原来任职的中国科技大学也一直在尽力捍卫去行政化。最鲜明的例子就是，在中国科大，有的校领导始终没有评上教授。学校一直坚持，教授是学术称号，一定要搞学术的人才能评教授。领导职务再高、再出色，也不能当教授。

　　中国科大的后勤、人事和科研处长，都是业务骨干竞聘上岗。“为什么要做？因为体制是这样的。”朱清时很理解骨干们的苦衷。在现行体制下，如果是纯粹的教授，没有任何行政职务，就是一个简单的组织会议，只能让学生跑腿，没有任何公共资源可以利用。反之，如果是处长，有很多公共资源可以用，还可以用权力得到很多东西。

　　“很多搞业务的人追求这种东西。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的评价标准，不是看业务好到什么程度，而是看权势大到什么程度。”他说。

　　朱清时最早在国内组织绿色化学国际会议，并一直担任主席。前些年，他一直都在会上做主题报告。去年这个会议在中国召开，请他做报告。朱清时回绝了，理由很简单：自己当校长这么久，离学术很远了，没脸去做报告。对方不这样认为，说朱校长不去就是不给面子。为这个问题，两人争执了很长时间。

　　最后，朱清时用这个理由去说服对方：“这是一种落后的价值标准：开会一定要权力最大，地位最高的人讲话，而不是看谁的讲话最精彩。我们要改变过来，让最有资格的人去讲。而我现在就适合在下面听讲，帮你们找钱，为你们服务。不要一说院士就了不起，要转变这样的观念，我们的学术才真正有希望。这也是我们去行政化的最主要的原因。教授治校，学术至上，这是办大学的必由之路。”

　　在朱清时看来，搞学问跟梅兰芳唱戏是一样的。梅兰芳的戏唱的好，是多年一直琢磨，学习别人的长处，最后到了顶峰。因为那时剧团的所有人都为他唱好戏服务。后来风气变了，整个剧团崇尚行政权力，靠行政权力运转，而不是唱功有多好，梅兰芳唱的就没有过去那么好了。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学校。如果都去崇尚权势，学问就不可能做到最佳。

　　真正去行政化应该从新学校开始

　　让他痛心的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崇尚的不是学问卓越，学术正在衰退。朱清时委员认为，要改变年轻人的态度，首先体制要改变：要让大家一心追求学术卓越，不要当官。钱学森先生生前回忆自己在加州理工学院读书时的氛围：一个教授贴海报，要讲数学的一个问题，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教授不服气，也贴了海报，也要讲这个问题。

　　“你做的好，我做的比你还好。这种气氛必然会诞生大师。”朱清时说：“我们现在就是要倡导这种氛围：让年轻人都追求卓越，把学问做的好上又好。”

　　朱清时和南方科技大学的同事都在这种去行政化的氛围中慢慢磨合。前段时间，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副校长带着一群教授来拜访南方科技大学。就餐时的位置排序是个大问题。香港科技大学原校长吴家玮给朱清时出主意，不要排名，只设主人和主宾席，然后把各人的名牌放在桌子上，每个人自己拿走，愿意坐哪里就是哪里。现在，这种排法在南方科大推广开来。

　　有人说，南方科技大学是在去行政化的路上孤军奋战。朱清时不这样认为。“去行政化是新陈代谢的过程：老的学校，行政化的机构和体制已经形成，只能逐步缓慢改变。真正去行政化是应该从新生学校开始，中国每年有几百所新建学校。国家从现在开始，对新建立的学校去行政化，应该很快。南方科大这样的新学校会在很多地方出现，我们不会孤独。”

　　“去行政化必然影响到现在的副部级领导，局级领导。这是一种疼痛，这种疼痛是新生婴儿出生前的疼痛，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一个学术机构的人员不追求学术而去追求‘官印’，必然导致失败。我们要追求未来的大学所有的人赢得尊重靠的是本事，是教学科研成绩，是管理工作做的好，而不是凭行政级别取得尊重。”朱清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