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寒假里，年届四十的讲师项飞完成了一桩“人生大事”，就在元宵节前，他向自己的导师提交了一份10万字的博士毕业论文。这次读博经历，在项飞眼里不啻为“一次人生的突围”。

　　项飞曾经在一所中专学校任教，为了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他毅然辞职攻读硕士，可等到毕业时，就业已不太乐观，自己年龄也偏大，不得不重操旧业，在一所省属农业大学任教。

　　不过项飞发现，重返讲台时，“时代变了！”——“学校每年都有科研任务，包括论文与课题两大块，凡事必和科研挂钩，分房子、发奖金、评职称；没有科研成果，好事统统不沾边。”

　　一开始，项飞也逼着自己到处发论文，申报课题，可越来越发现，“这不是下苦工夫就能奏效的事”。

　　“年轻老师资历浅，加上学校没名气，即使掏得起版面费，论文也难发；课题得‘碰’，同样还要找人打招呼，否则，谁会相信一个毛头小伙子的实力。”项飞发现，周边的年轻同事一次次地申请，一次次地受挫。

　　“没有论文与课题，职称上不去，在学校里真抬不起头。”项飞感觉自己一度陷入了这样的怪圈：“课题——职称——教学，三者互相制约、互为因果：没有课题就评不了职称；没有职称就拿不到课题；没有课题和职称，就得承担更多的教学任务，更没有时间搞科研。”

　　“很多青年教师，都陷在里面，举步维艰，有的人消沉下去，心思放在校外，到处找活儿。”但项飞还算是“有眼光”的，他选择了考博，作为突破。

　　尽管3年来，不停地辗转两地，“把微薄的收入都献给了铁道事业”，还要协调教学与读书之间的矛盾，但项飞勇敢地熬了过去，即将修成正果。现在，通过自己导师的牵线搭桥，“在圈里混得越来越熟”，项飞拿到了两个横向课题，既丰富了科研成果，也补贴了家用。“有了博士学位，副教授职称应该是早晚的事。”项飞摸着毛发稀少的头顶，脸上露出了笑容。

　　“就要和那个群体告别了！”想起尚在煎熬的同仁们，项飞不免惺惺相惜：“科研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硕士刚毕业就搞科研，没有老教师的‘传帮带’，实在太难了。”在项飞看来，那些有科研经验的老教师往往是“各干各的”，即使青年教师被纳入课题组，“也是充数而已，不过，能参与课题，已经要感谢别人的提携了。”

　　“双肩挑”是必须的 学校扶持是应该的

　　在采访中，记者观察到，对于教学与科研的双重职责，大多数青年教师都表示认同，他们热爱三尺讲台，也渴盼在科研领域有所建树。

　　“对老师来说，教学与科研是天经地义的事，两者相互促进，可就一个人的精力而言，两者有着天生的矛盾。”李成是个追求完美的人，一直兢兢业业，力求教学与科研都能达到佳境。但是几年下来，日复一日的紧张劳作压得他透不过气，每当期末考核和职称评定时，看到日渐增长的量化指标，他也难免生出倦意：“简直成了教书匠和‘论文民工’。”

　　工作之外，生活的压力也让年轻的脊梁不堪重负。不尽如人意的工资待遇，也成为广大青年教师难以启齿的现实困扰。

　　“读博的时候，费用家里负担，在父母的庇护下，没有吃过苦，现在成家有了孩子之后，才感到生存的艰辛。”李成感到，“自己的感受与社会的认知，以及家人的期待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落差，一个男人的责任感与对职业的感受纠结在一起。”

　　作为过来人，年轻的教授徐锦认为，这与学校的发展有关。徐锦所在的学校进入“211”序列没几年，他见证了学校的跨越式发展。“‘二类’院校为了扩大自己的竞争力与影响力，不得不通过扩招与加大科研任务的途径，走上研究教学型的发展道路，新增的压力必须分解到每个教师的头上，但他们的待遇没得到相应提高。”

　　在徐锦看来，“简单的量化管理，是高校管理企业化的表现，看起来目标明确，理念先进，但是教师毕竟不是产品。”徐锦认为，“管理者需要考虑高校教学、科研的特点，以及教师现实的生存状态。”

　　“很多人都是从青年教师过来的，深知青年教师的艰难，更应该设身处地，为他们的发展搭建平台。”徐锦认为，很多学校大量的资源投入在副教授、教授身上，而青年教师更需要帮助，“不要等他们成为教授时，才能享受到这些。”

　　对此，姜涛也有一些具体的期望：“学校能考虑到师资梯队的建设，多出台一些扶持政策、奖励办法，或者设立一些专项基金，给青年教师以倾斜。”但他也意识到，“制度与氛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学校有着自己的难处。”

　　“一个学校的希望在于青年教师，而青年教师的希望在于看到希望。”徐锦认为，对很多“二类”院校来说，如果条件有限，不能立马为青年教师打造良好的科研平台，至少要提高他们当前的待遇，不能让他们“物质与精神上双缺失”，否则容易导致人才的流失。

　　“‘双肩挑’本身没有错，担子重，我们也不怕，可是路总要铺好，在起步阶段，需要有人扶上马，送上一程。”姜涛说，青年教师起码要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不必在别人的催促下疲于奔命，才能腾出更多的精力，以更好的状态从事教学和科研。

　　(文中青年教师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