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周末：您认为具体有哪些值得探讨的？

　　黄玉峰：比如，关于减负。现在媒体把“减负”叫得震天响。教育部门规定，谁增加学生的负担，就“一票否决”。但我认为，教育是复杂的事业，最忌笼统地提口号，搞一刀切。对“减负”我们不能机械地看、笼统地看，不是说所有的“负”都要减。人总是要有负担的。读书是苦中找乐的过程。该有的负担不能减少。而不该有的、无效的负担则不但要减少，而且要取消。例如大量的教辅、无穷无尽的习题等等。

　　解放周末：减负之前首先要明确目的，要减掉哪些负。

　　黄玉峰：减负的目的是增效，是为了孩子更健康地发展。以语文学科为例。我认为学生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阅读的量要增加。而有些课文看一二遍就够了，不必没完没了地分析、讨论探究、做习题。但现在的问题是，常常无中生有，要求学生把课文里没有的东西讲出来，还硬要编成古怪的习题，还美其名曰提高分析能力。同学们为了做习题，便去买大量的教辅材料，看了答案，又发现与自己做的完全不同，于是更失去了兴趣和信心。如此恶性循环，那才叫真正加重负担。

　　解放周末：负担越减越重。

　　黄玉峰：“负担”不是叫嚷几声就可以减下来的。一方面，教师为了“不撞枪口”而表面上不得不减少课时，一方面又为了提高成绩拼命在加班加点，并且号召学生们去补课去接受家教。因为他知道如果成绩下去了，校长那儿也是“一票否决”。所以往往是口头上讲减负，实际上搞加码。

　　解放周末：近几年的教改中还有一项新事物叫“研究性课程”，很受关注，您怎么看？

　　黄玉峰：我的观点是，对中小学生来说，主要是接受性教育，过分强调创新，并不利于他们的成长。连小学生也在侈谈创新，搞什么研究性学习、实践性学习，那是拔苗助长。英国哲学家怀德海在《教育的目的》一书中写道：“在中学阶段，学生应该伏案学习；在大学里，他该站起来，四面�望。 ”在小学、中学阶段主要是传承性学习，到大学才是创造性学习，这才是教育的规律。

　　教室不是实验室，教师面对的是人，不能什么都量化

　　解放周末：许多人还批评当前的教育中存在着一种量化倾向。

　　黄玉峰：我称之为“技术主义”——一切教学活动都被技术化、规范化，变成可批量操作的行为，凡事一刀切，什么都量化。

　　解放周末：具体怎么量化？

　　黄玉峰：上课有模式程式，复习旧课几分钟，讲解几分钟，提问几次，使用多媒体要占多少比例；老师批改作业几次，上面是不是见“红”，红的有多少；学生行为规范要量化，黑板不干净扣几分，早操时讲话扣几分……

　　解放周末：一切都格式化了、僵化了。

　　黄玉峰：在我看来，这种技术主义就是形而下的机械操练。但是，教室不是实验室，教室里面对的是人。如果上课规定每一分钟该干什么，加以控制，这有没有把学生的情况计算进去？

　　解放周末：上课不是演戏，不可能有固定的程式。

　　黄玉峰：课堂里情况千变万化，课堂里学生各式各样，所讲授的内容每天不同，怎么可以用僵化的技术主义去画地为牢呢？

　　解放周末：立足于“人”的教育，应该给他们自由生长的空间。

　　黄玉峰：而技术主义的教育方式，很容易使有才华的学生变得灰头土脸，使朝气蓬勃的少年郎变成习题的奴隶、考试的奴隶、教辅书的奴隶，甚至成了出版商的奴隶。这样，独立的人格不见了，独立的思想不见了，自由的精神不见了，“人”不见了。

　　“那么，怎样才能把‘人’找回来呢？ ”记者问。

　　思索了一下，黄玉峰说：“人人都知道难，但我认为，越是难，越应该在破解难题方面有所作为。 ”

　　“有人把所有的教育问题都推在当今的教育体制上，我不这么看，体制固然有问题，但不是唯一的，其中有历史原因，有社会原因，甚至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光骂是没有用的。 ”

　　黄玉峰喜欢上世纪80年代的一句口号 “振兴中华，从我做起”，他说：“我们只能要求自己，有一点理想，有一点责任感，有一点担当精神，从我做起，在身边环境中做一些改变。 ”40年来，他一直努力推行语文教改，收到良好效果，也逐渐得到社会认可。他说：“教师是一切教学活动的执行者，我们总要尽心尽力地履行责任，共同去创造教育的明天。 ”

　　谈到日前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黄玉峰也注意到，这一次的征求意见稿与以往不同，提出将人才培养体制作为教育改革的重点。为此，他倍感高兴：“这说明教育正在回归‘以人为本’的原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