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处对象时，别人介绍了12个，都没谈成。”谢华说，他们这代掏粪工们最后娶的，大多是农村媳妇。

　　“你们也该为人家大姑娘想想不是么，人家是有男朋友的，再这样宣传，怎么嫁得出去？”城肥二处三队那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行政管理人员苦口婆心。他边说边慢慢地向记者走来，想把记者请出门外：“再说了，你说多了，别人会想，现在哪还有挑粪的啊，县城都没有。这说明济南城市改造太差，影响不好。”

　　事实也确实如此，由于城市改造不同步，尽管有抽粪车等自动化设施，但大量存在的城中村与棚户区让这些设备无用武之地，狭窄的胡同只能靠人力肩挑手抬。对于掏粪工而言，除了运送车辆从人力、畜力进化到了机动车辆之外，他们手上使用的仍然是数十年不变的劳动工具——扁担、粪勺、粪桶。

　　“这不是什么光鲜的工作”

　　3月5日，早上7点半，《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济南按察司街等到了另一位大学生掏粪工王延峰。

　　在五名老掏粪工旁，王延峰显得有些扎眼。他上班骑的自行车，是最新的；他手部皮肤的颜色，是最白的。把粪桶从车上卸下来时，老掏粪工满满地抓住桶柄，而他是轻轻地拎着，再轻轻地放到地上。

　　王延峰毕业于沈阳建筑工程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大学时，他的志愿是成为一名建筑设计师。关于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他的外曾祖父，是当年的全国劳模、与国家主席刘少奇握过手的掏粪工时传祥。

　　然而，时传祥毕竟已经离开35年了。他大概未曾料到，他的后人，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回归：寒窗苦读16载，闯过2004年山东高考本科录取率27%的独木桥，再击败另外386人，最终获得了这只得来不易的“粪桶”。

　　王延峰和他的同事们很快看到记者。面对记者的问好，老掏粪工们只是笑笑，不说话，而王延峰礼貌地回应着：“如果采访的话，还是和我们单位联系吧。”

　　他又骑上自行车。绿色运粪卡车的驾驶室只能坐下三个人，他与其他掏粪工，得远远地跟着车，去下一个工作地点。

　　而他的单位、城肥二处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再为记者主动安排任何采访了。

　　3月6日，拜师仪式后的第四天，五名大学生掏粪工与山东在校学生的思想交流会临时取消，城肥二处事后给出的说法是，因为即将到来的三八妇女节，大学生们都彩排节目去了。

　　然而，事实却是，这天下班后，刑鸿雁就一直呆在家里。

　　网民们尖锐而真实的反应，他看到了：“网上的这些言论，真的，让人心里挺不舒服。”

　　因为父亲也是一名掏粪工，刑鸿雁曾对媒体说，“我从小吃的穿的、上学用的都是父亲掏出来的。”在五名大学生中，他是最早上手、架式最足的一个。他曾对别的记者说，完全没有压力。然而，当和王延峰一样婉言谢绝采访、把《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送出家门时，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毕竟，这不是什么光鲜的工作。”

　　而另一位女大学生孟佳，也曾向媒体表示，“我们已经做好了长期做掏粪工的准备，而且也已经适应。”她发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短信中同样说道：“对于我现在的工作，是大家对于掏粪工作的偏见所致，更深一些也是对体力劳动者的歧视。我自己倒是无所谓，世人不理解只能说是社会止步不前。”

　　而毕业于山东政法学院法学专业的宿昊，这样答复记者：“我现在只想好好工作，不想再让外界打扰，理解万岁。”

　　舆论渐起时，这五名大学生，不约而同地沉默了，就像受惊的蚌，匆匆关上坚硬的壳。

　　现实困境还是编制诱惑，也许自始至终，他们都不曾完全向媒体表达出内心的声音。

　　倒是谢华，替他们说了一句实话：“形势在变化，先吃饱饭。这些大学生，要我说，先做着再说。早上上班，下班后自己学习下，再考个什么别的公务员，也就不用再做这个了。”

　　谢华表示，这五个大学生与城肥二处签订的是五年聘用合同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五年他们必须从事这一工种，如果表现得好，他们也有机会进入机关工作，但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还没有这样的安排。

　　3月9日清晨，济南飘起大雪。没有了记者的跟随，大学生掏粪工冒着风雪，跟往常一样出了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