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胜阻进一步指出，如果说“人口红利”造就了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辉煌，那么未来经济发展要充分利用土地资本化红利。帮助农民在摆脱土地束缚的同时获得初始资本积累，解决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新市民安居和创业“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对于农民来说，土地主要有生存保障和致富资本两种功能，对于那些土地保障功能已经弱化的地区和人群来讲，稳步推进土地使用权抵押能够有效地推动城镇化发展，解决创业的融资问题。在规范征地制度、保障农民权益的同时积极探索农村土地流转的合理途径，允许用土地使用权进行财产抵押，有利于盘活土地，大量有能力进城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民就可以获得创业资金，从而顺利实现城镇化。

　　资源型城市面临衰退和转型 重建生存空间是解决之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黄晓勇指出，由于矿产资源的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资源型城市必然经历从开发建设、繁荣到衰退和转型的过程，研究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发展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与非资源型城市相比，资源型城市的自身特征也决定了其对制度需求弹性较小，经济发展存在强烈的路径依赖，也由此形成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制约因素。首先，资源型城市中国有大型企业与城市产业存在断层，阻滞城市产业发展；其次，资源型城市中国有大中型企业与地方中小企业相互脱节，协作关系难以建立；再者，资源型城市中城市功能与企业功能倒错，企业的封闭运行系统排挤城市功能发展；最后，资源产权国有，价格体系扭曲，资源型城市价值转移缺乏补偿机制。

　　“资源单一的城市产业结构转型，需要资金与政策支持；城市产业结构转型需要强化与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体化；产业结构转型需要有因地制宜的发展战略和产业导向。”黄小勇认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需要从国家与地方政府两个层面着手进行。

　　中国地质大学土地科学技术学院白中科列举了几组数据。第一组数据是我国90%的能源、80%的工业原材料、70%的农业生产资料、30%的生活用水来自于矿产资源，说明了矿产资源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粮食”；第二组数据是我国85%的食物、农民40%-60%的经济收入和60%—80%的生活必需品以及城乡建设用地等来自于土地资源，说明了土地是维系人类生存和繁衍的最重要“资源”；第三组数据是我国现有的426座矿业城镇吸纳了3.1亿人，有近1000万名职工从事矿业生产劳动。矿业城市年生产总值占全国GDP总值的1/3，说明了矿业城市为国家经济实力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社会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说明了矿业城镇巨量的劳动力在资源枯竭后需要有接替产业重新安置；第四组数据是我国处于衰退期的矿业城镇已达47个，随着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强度加大，衰退期的矿业城镇已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

　　“我们不难看出问题的关键：随着矿产资源的逐渐枯竭，矿山生产作业区将如何处置？矿山劳动力资源如何重新安置？以及依托矿山演替而成的乡镇、甚至是县市，在矿山报废后，能否还有生机和活力持续发展……已过去的50年，此类问题没得到应有的重视，造成目前在许多即将报废的矿山和衰退的矿业城镇，问题累积重重、难以处理。如今新建的矿区和处于鼎盛期的矿业城镇，如还不加注意此类问题，在几十年后也会出现同样性质的问题，而且那时的局面必将更加残酷。”白教授指出，如果资源型城镇土地利用与发展的方式不转变，没有及时重建生存空间，下一步将要出现的则是人口大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