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榜样

　　新的城市价值链中，积极的上海力量成为上海3.0时代发展的原动力

　　文/关军 张鹭

　　接到《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电话，王昊青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打算)怎么写我们上海人？是赞美上海人呢，还是让上海人‘下地狱’呢？”

　　“我们希望尽可能公正地写。”

　　“那就是‘下地狱’喽。”因为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熟识，王昊青这句话带有半开玩笑的意味。不过很显然，在这个上海女子的印象中，来自外界的对上海人的赞美少之有少。

　　王昊青是上海交通大学全球传播研究院的副院长，目前还担任世博会上海馆的策划总监，其职责所系，是通过上海馆对外传播上海的形象和理念。上海的责任是示范价值。

　　王昊青说，想理解上海，看看石库门这种本地特有的建筑吧，它既不是中国的，也不是西洋的，真正是中西结合。上海这座城市，也是如此。

　　包括易中天、余秋雨在内的多位学者都曾指出，中国其他地域对上海的批评与不满，既有合理成分，也有不合理的成分。公众似乎普遍对上海的特异性及西化难以接受，由于漫长的封建农耕社会积淀的心态，他们更看重同一性。易中天直言，人们许多时候是“以一种相对落后的文化观念去抨击上海人，或者对上海的先进与文明(比如上海人特有的‘经济理性’‘个体意识’甚至‘卫生习惯’等等)‘看不惯’或‘看不起’。”

　　上海的契约精神

　　人们有意无意间忽视了上海集体人格中的积极意义。

　　上海人的特性与这座城市的早期经历不无关系。在当代中国人当中，上海人尊重规则、尊重契约、关注个人生活品质等特点，都使他们看上去更接近现代社会和商业文明的规范，也在更大程度上背离了中国的传统人际关系和性格特征。上海人之于中国人而言，究竟是先行了一步，还是离经叛道？

　　余秋雨把近代科学先贤徐光启看作上海文明的一个标本，认为他是中西文化的奇异组合，“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

　　李大伟祖籍山东，生于上海，当过教师，做过记者和专栏作家，目前从商，涉足地产、餐饮等多个商业领域，对上海人作为“经济动物”的一面多有观察。因为工作的关系，李大伟走南闯北，他对北京、山东、东北的生活都很熟悉，“北方人先处交情，再谈生意。上海反过来。做生意、办事，很少会想到如何利用政府资源”。从生意本身而言，他当然更喜欢后者。而上海人在生意上不是风险偏好型的，所以民营经济不是很发达。上海人做生意的特点是，对低利润是可以接受的。

　　此外，上海还有一个庞大的职业经理人阶层。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干春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也认为，上海人在现代社会的角色是称职的职员，他们最推崇的人是唐骏，这是中国最有代表性的职业经理人，被称为“打工皇帝”。

　　干春晖也曾在多家企业担任高级管理者，他对上海人的经济理性十分推崇，觉得这恰恰符合了市场经济中最基本的要求。他注意到，上海人有非常好的契约精神，谈判的时候显得斤斤计较，但一旦签订合同，执行力就很好，讲究信用。“如果说上海的软实力，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条。”

　　知名民营书商路金波生于陕西，在上海生活多年。前些年，路金波还在老城区租房子住，邻居多为老年人。他那个单元，二层、三层的住户分别是78岁和87岁的老人。有一次，其中一位老人替居委会代收管理费用，因为零钱不够，欠了路金波四角钱。“算了，不用找了。”路金波很自然地说了一句。但老人家却极其认真，连续几次跑到路金波家还钱，最终还是把四角钱给了路金波。

　　“这就是上海人的观念，不会总想着占别人便宜，也不会随便亏欠别人什么，哪怕只是几毛钱。” 路金波对此感慨道。在他看来，外界对上海人性格的非议，某些其实恰是符合现代商业文明规则的，即使是某些性格瑕疵，大多也不具有社会危害性。

　　“上海没有蹭饭这个词，出去吃饭肯定是有事，事先讲好谁买单。要不然平白无故吃你一顿饭，欠你个人情干吗？”作家叶辛说。

　　曾在贵州插队的叶辛去过当地的很多工厂，他说，即便匆匆参观一下，也能发现贵州本地的工厂与上海迁到贵州的工厂有所不同。前者因为有上午八点上班九点下班、下午两点上班三点下班而被称为“八九二三部队”，而后者，即使在文革中，迟到、早退这样的风气也是不被容忍的。

　　上海交通大学全球传播研究院副院长王昊青说，上海人最难以容忍的生活习性就是脏和懒。这个群体总体上守纪律、善忍让、处事理性，少了一些东方人的矫情。

　　在王昊青看来，上海人以打理自己的人生为乐事，不会得过且过，这在她那些毕业不久的学生身上也有体现——那些80后的年轻人很会规划生活，很注意理财，有的已经拥有两套住房。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干春晖特意强调，上海对中国城市的未来发展确有许多示范意义，在全球化的今天，上海理应更多承担起沟通中西的桥梁作用。外界看待上海的眼光要改变，上海人自己也需要不断完善自身。在干春晖看来，上海人的前瞻性不够，“一个不关心自己前途的城市很难成为国际大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