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汇率法案众院“过关”贸易保护抬头风险持续(3)

　　“由于我们仍预计美国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市场的疲软还将持续一段时期，尚不能完全排除汇率法案中部分内容今后重回双边谈判桌的可能。此外，11月11日在首尔召开的G20峰会上，其他国家可能会加入美国的阵营并表达其对于中国当前经常项目顺差的担忧。这表明各国政府正在积极采取政策干预措施来加快全球经济恢复平衡的步伐。”乔虹说。

　　乔虹预计，随着全球经济复苏速度放缓，经常项目盈余国可能会受到来自面临严重财政赤字和高失业率问题的逆差国的压力。除了要求顺差国调整经济结构、降低出口依赖度之外，贸易逆差国也会倾向于要求其调整汇率，以减少来自国内选民的压力。与财政刺激政策相比，逆差国政府将胁迫汇率调整看作是一个既可创造制造业工作岗位又不增加财政成本的理想方式。

　　解决失衡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在乔虹看来，解决全球贸易失衡的关键在于顺差国及逆差国都要进行储蓄———投资调整。鉴于中国的储蓄率过高，降低总储蓄规模符合中国自身利益，特别是要减少政府及企业储蓄，以此降低外部失衡，并让消费逐渐取代投资和出口成为经济增长引擎。在顺差国进行调整的同时，乔虹认为，逆差国则需要增加私营和公共领域的净储蓄规模，以弥补早些年的储蓄不足。

　　而根据IMF驻华首席代表李一衡的最新研究结果，全球货币差异和全球失衡存在反馈循环的关系，纠正失衡需要各国的共同努力。首先，全球货币政策与亚洲净储蓄/GDP的负相关关系表明，亚洲庞大的经常账户顺差部分归因于全球货币扩张。其次，政策的内部联系表明针对资本流动，除了要调整汇率外，还需要干预。由此建立的储备使大量的美元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并导致美国政府证券的低回报率。最后，大量资本回流国际金融市场反过来又加剧了全球的流动性过剩，从而影响亚洲国家国内的货币环境，反馈循环由此形成。因此，李一衡认为，全球为实现再均衡的政策协调需要全球和国内货币政策的再协调，减少全球流动性过剩有利于降低全球失衡。(记者 袁蓉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