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应对全球货币新格局？(2)

　　同时，央行行长周小川日前也明确指出，国内的通胀压力有所提高。9月底的货币政策会议将“通胀”重新提到第一要务。这也难怪央行应对通胀已拉开了阵式，并尝试加息以谋求国际主动权。

　　数量型政策工具日益捉襟见肘，加息拓宽了货币政策空间。中国货币政策步入“量价”工具齐用阶段。货币政策一改2009年—2010年的“大放大收”的单边调控，转向更加重视调控的力度搭配和节奏拿捏。

　　首先，汇率机制突破不能期望过高。在经历了次贷危机这一间歇期后，人民币汇率再成众矢之的，发达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正在卷土重来。增加汇率的灵活性是必然的选择，但升值幅度必须与经济转型步伐相适应，否则无异是利剑，为中国经济持续平稳增长，以及经济结构转型平添巨大压力。

　　其次，数量型工具仍为中国货币政策的最大着力点。利率手段难以频繁使用，央行仍依赖公开市场业务与准备金政策交替冲销流动性。准备金调整是通过影响金融再作用于实体经济的，因而对实体的影响较为间接和微弱，加上当前外汇占款主导的基础货币投放特性，导致准备金率调整将成为一种常态工具。

　　人民币外升内贬是中国经济应对的长期要务

　　金融危机延误了中国经济的结构化改革之路，但也使经济在转型方向达成两大共识。

　　一是人民币价值严重低估。人民币币值被低估，不仅导致国民财富被别国刮走，而且导致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速度缓慢。亚洲经济普遍存在经济中外需独大，内需缺损的格局，这和美国形成了明显的镜像关系。此次危机中，外需依赖型经济无一幸免。即使经历出口产品升级换代阵痛的日本也不例外。虽然早就是发达经济体，日本出口美欧的，主要是汽车、电子等大件高端耐用商品，对信用环境更加敏感，使得日本出口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远超我国。可见，经济中内外需失衡并非出口产品升级换代能解决的，只有修复币值以补足内需短板，才能提升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二是人民币价格压制过低。目前，中国名义基准利率高出美国联邦基金利率2个百分点之多，但实际利率已连续8个月为负；而美国通胀率则要小得多，因此其实际利率也较高。低利率的根本意图是刺激投资，这在通缩时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政策手段。而2002年以来中国更多面对的是通胀难题，但低利率一直未变，从而推动了一轮又一轮的投资过热，低利率已经成为资源合理配置的一个障碍，也使收入分配向不利于低收入者方面倾斜。

　　如何应对，将是中国经济持续亟待解决的要务。

　　增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弹性与透明度，应该是未来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大势所趋，宜采取名义汇率调整和实际汇率调整相结合的方式。调整名义汇率主要思路是维持人民币的温和升值并使升值幅度与美中两国的通货膨胀率差值相一致。要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央行至少要密切关注美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和利率水平，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应在严格控制的前提下逐步升值。实际汇率的调整可通过货币政策、资源改革、价格体系、财政政策等的互动与调整，以及与外贸、外资、投资、产业等宏观政策相结合，需多管齐下。

　　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或许表明“调结构”难免牺牲通胀率。“十二五”期间国家对通胀的容忍目标或提高至5%。中国步入加息通道在所难免。中国宏观经济在面临重大宏观调控需要时，更多地运用数量控制的货币政策手段，而非利率政策，利率调整更多表现为被动追赶通胀。这种做法一方面阻滞了经济体制转轨进程，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宏观调控的政策成本。加强对利率政策工具的运用研究，使利率更好地针对通货膨胀和产出变化做出调整，对于提高中国的宏观调控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与此同时，需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改变经济主体的行为机制，理顺利率政策的传导渠道，让利率真正成为资金供求关系的指示器，引导金融资源合理配置。它还需要央行保持较强的独立性，能够自主地制定并实施货币政策，降低社会不确定性预期等。

　　(史晨昱 作者系中国工商银行投行研究中心副处长，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