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中产形成的关键“土壤”

　　大量形成中产的1970年代，对香港意味着三件事：一是经济进入飞速发展期；二是社会因成立廉政公署日益走向公正、开放和廉洁；三是政府开始推行公屋、义务教育、新市镇等系列民生政策，香港社会日益向现代化转型。

　　上述三点，在社会学家吕大乐看来，恰是一个社会大规模形成中产阶级的必需土壤——快速的经济增长，为个人发展提供了更多机会；公正清廉和开放的社会，则使多数人依靠自身努力改变命运成为可能。

　　也就是说，在向上流动的机遇面前，你要做的就是勤奋努力和发挥潜力，而非依靠门第裙带、投机取巧，更不可能是对国有资产巧取豪夺。

　　有了“起点公平、机会均等”的社会土壤，中产人士依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路径便具有可复制性，他们会成为社会纷纷效仿的榜样，由此形成全社会努力向上、奋发有为的良性情绪和氛围。

　　事实上，这种“可依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社会氛围和人生信念，在今天的香港依然很普遍。据雷鼎鸣介绍，香港科技大学的本地学生中，70%以上在“公屋”或“居屋”(相当于内地的经济适用房)长大，公平的社会环境对于草根阶层改变命运至为关键。

　　可复制：中产的价值所在

　　香港中产阶级对于社会的价值，记者采访后归纳有三：

　　其一，香港中产“平和理性”的气质使其成为社会的稳定力量。

　　吕大乐告诉记者，以理性、平和、专业为主要气质的中产阶级“很难被讨好”，更不容易被街头运动所煽动，这也是其在政治上缺少利益代言人的重要原因。

　　以记者年初在香港的观察为例。当时香港的“80后”们正掀起轰轰烈烈的所谓“反高铁”运动，“苦行反高铁、反高铁嘉年华”等活动在立法会外如火如荼，媒体亦因吸引眼球的天性，每天以大版面对市民进行“视听轰炸”。

　　令记者极为慨叹的是，在“反高铁”最激烈的一周后，香港《明报》做的前后两个同题民调显示，社会上支持兴建高铁的人数非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3个百分点至58%；“不支持”建高铁的人反而下降近1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占比超过50%的中产阶级，对高铁的支持率始终没变，甚至可能因反感“反高铁运动”而有所上升。理性的他们懂得，高铁关乎香港的长远发展，没有理由为感性和冲动的理由去做傻事。

　　雷鼎鸣告诉记者，中产遇到问题时，一般倾向于靠自身能力和资源去解决，而非“上街”或在报纸上“激动”，因为他们的时间成本比较高，不会去做“无用功”。

　　这也意味着，香港中产是最不易被“街头运动”和“报纸版面”所影响的群体，他们能理性建设性地看待事件分析形势，坚持自己的独立主张。

　　其二，香港中产的“专业性和高收入”成为经济发展的优势资源和“助推器”。

　　香港中产以其专业性，成为这座城市参与全球竞争的优势资源；同时其优裕的收入状况，也成为推动消费的重要力量。

　　雷鼎鸣告诉记者，作为金融中心的香港，其GDP中48%来自资本投入；12%来自不含任何人力资本的纯体力投入；剩下40%则来自人力资本投入，而拥有最丰富人力资本的，当然是中产阶级。

　　此外，中产优裕的收入状况，也使其成为助推消费的中坚力量，因为在发达经济体，消费一般要占到GDP的60%。

　　香港2010年3月的最新调查显示，香港收入最高的职业分布在“教育及公共行政机构”，时薪中位数为129港元；“经理、行政级人员、专业人士及辅助专业人员(典型的中产阶级职业)”为107港元，公司文员的时薪为54港元，收入最低的保安、清洁职业每小时则不到28港元。

　　上述数据，可以大致反映出香港中产阶级收入之优裕。

　　三是，成功路径“可复制”，是中产的重要价值所在，有助于整体形成“奋发向上”的氛围，推动社会步入良性轨道。

　　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往往是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其依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人生轨迹，具有可效仿性和榜样价值，对于推动一个社会的进步具正面意义。

　　吕大乐告诉记者，他在英读博期间，曾回港访问过接受综援(相当于内地的最低生活保障)的女工。后来那位女工还特意带自己的小孩子再来，说“你要向这个哥哥学习，他以前也住公屋，现在都在英国读博士了”。

　　这种情况，和草根出身的吕大乐小时被父亲带到“陆羽茶室”体会优裕阶层生活状态的做法非常相似。

　　想过更好的生活是人的正常心态，当一个社会能够为聪明、努力的人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时，这种心态就会最大化，构成“人人向上、奋发有为”的氛围，进而推动社会步入良性，无疑，这将极大地提升其全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