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被羡慕：香港中产处境尴尬

　　尽管香港中产阶级在社会上占据收入和价值观优势，但吊诡的是，当下在香港社会问及对中产阶级的态度时，得到的反馈往往是“不被羡慕”，甚至有中低层收入者觉得“香港中产很可怜”。采访后，记者将原因归纳为两点：

　　首先是经济上，香港中产是典型的“付出太多得到太少”阶层。

　　雷鼎鸣告诉记者，在香港超过360万的工作人口中，需要交薪俸税(个人收入所得税)的人数约占37%，其他超过60%的人都无需交税，而37%的交税人口中，相当大部分为中产阶级。

　　“付出多”之外，中产还从社会得到的回馈最少。

　　香港约10%的最低收入家庭可享受综援(低保)、30%的中低收入者享受政府的廉价公屋福利(廉租房)，偏低收入者可申请居屋(经济适用房)、夹心层可申请“夹屋”(类似于两限房)。但上述或多或少的援助及住房补贴，都需对申请者的收入进行限制，超过标限人士难以获得政府资助。

　　也因此，香港中产的住房问题，多需靠自己在市场打拼解决。

　　住房之外，中产在医疗保障、社会保险、教育以及财政“派糖”方面，也都是“被遗忘的角落”，很少受到相应关照。如在即将出台的医疗方案中，雷鼎鸣便预期，可能中产在交了不菲的强制医保费用后，却很难使用到香港的公共医疗资源。

　　“不认为自己是中产”的港人苏先生告诉记者，在香港，富豪及地产商虽交税较多，但因其特殊地位会在产业政策等方面受到关照；草根阶层则因收入较低，能够进入与民生有关的诸多社保扶助体系；只有中产阶级，处在“大把交税看不到回报”的境地。

　　其次是政治上，香港中产因缺乏媒体和政团代言人而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如吕大乐所言，由于中产相对理性独立，“很难被讨好”，又因为为其争取利益并不占据“道德高地”，故在香港政治中少有政团着意于为中产争取权益，致使中产在社会福利方面，成为“被遗忘的角落”。

　　同样，基于“吸引眼球”的天性，媒体对“过激”、“起义”有天生的亲近，即便是香港以理性自居的两份报纸也日益“民粹化”，“反高铁”报道连篇累牍，远远超过其在社会真实的影响力和关注度。

　　“左也叫，右也跳”，占据着不同报纸最重要的版面，而真正占人数“半壁江山”的中产阶级，则或无声无息，或躲在日渐式微的副刊里，等着被激进派冷嘲热讽。

　　也因之，吕大乐和雷鼎鸣都表示，香港媒体并不能真正反映香港社会状况，因为有很大一个人群并未发出相应的声音，雷鼎鸣说，如果只根据报纸来判断香港社会，那么“香港应该早已经崩溃了”。

　　香港中产，就在这种不喜欢被代言，也不喜欢被报纸“激动”的状态下，成为社会“沉默的大多数”，而在社会政策往往“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今天，他们的利益也在沉默中被忽略和轻视，处于“不被羡慕”的尴尬境地。

　　建言：不要让中产“在沉默中爆发”

　　虽然沉默，但“大多数们”毕竟是有力量的。香港2003年“七一”50万人上街，一个最重要的标志便是中产出动。

　　吕大乐告诉记者，虽然中产倾向于动用自身资源解决问题，着眼于“经济”，但这个群体同时也是“非常在意长远发展和价值观”的群体。

　　这意味着，一旦多数中产意识到，现有政策、价值观和发展路径已偏离了其认同的底线，到了凭“一己之力”无法改变的时候，也就到了中产爆发的“临界点”，而中产的爆发，以其人数之巨，很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社会震荡。

　　为免于此，分析人士告诫四点：

　　一是建立政府与中产代表相对稳定的沟通机制，倾听中产阶级心声，避免累积矛盾至积重难返；

　　二是政府避免出台“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式政策，要在日常行政、立法及财政预算中统筹兼顾，财政收支方面要尽可能专业、理性，避免民粹化倾向；

　　三是注意“拆弹”，及时化解关键环节的重点矛盾。雷鼎鸣表示，房地产政策与中产阶层息息相关，必须妥善处理相关政策，否则将无助于中产阶级的形成壮大，因为“一次房地产泡沫破裂”，便可能将许多人的房产变成“负资产”，从优裕的中产沦为“负翁”；

　　四是关注中产阶级的“价值观诉求”。吕大乐告诉记者，在不损害基本价值观认同的基础上，香港中产一般对签署CEPA、特区政府财政“派糖”等持积极态度，因为这是在“做加法”。但这些利益优惠，绝不能以换取中产既有的价值观为前提。

　　在香港的政制发展上亦如是，中产不希望走一步看一步，而是希望未来之路清晰可预见，因为这才与他们既有的人生经验、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