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大国群体综合实力的增强，触发南北关系大调整。

　　首先，南北经济关系出现大调整。其主要标志包括西方国家的发展已经离不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西方国家遇到经济或金融危机时不得不“请求”发展中国家帮助，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获得新的历史地位，西方国家不得不努力构建与这些国家的合作关系，而不是支配关系。继而，南北政治关系出现大调整。包括一部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形成了对等的政治磋商和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发展中大国群体的快速崛起，推动全球治理框架和机制出现大调整。

　　随着全球性挑战日益严峻，全球治理的紧迫性凸显。一方面，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继续冲击世界经济，无论大国、强国、新兴经济体，还是小国、弱国、穷国，各国都无法置身其外和独善自身，如何在国际金融领域加强监管和建章立制，如何在国际贸易、货币、投资、产业分工领域制订出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游戏规则，考验着国际社会的意志、决心、应对能力和合作效率。

　　另一方面，气候变暖、生态与环境恶化、饮用水短缺、人口激增、重大灾害、疫病流行、能源与粮食安全形势、恐怖主义和海盗猖獗、毒品蔓延、难民潮等问题，直接制约各国的生存环境与发展质量，迫使国际社会联手应对。

　　应对上述问题与挑战，发展中大国群体步入全球治理的中心舞台成为历史必然。国际金融危机的治理主框架已从西方“富国俱乐部”过渡到20国集团，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行、世贸组织等对20国集团的金融危机治理决策予以配合。作为全球治理框架和机制调整的派生现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不得不增加发展中大国的投票权份额。

　　正视发展中大国间的矛盾和竞争

　　发展中大国群体虽然同属发展中国家，但彼此间的种族、历史、文化、宗教、制度选择、发展道路与模式、发展程度、对外地缘经济与政治联系等各有不同，甚至差异较大，造成各国价值追求和利益驱动不一。

　　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特别是在当前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冲击下，发展中大国首先重视本国的生存与发展利益，内外政策趋于务实，对结盟、伙伴、合作关系的选择带有明显的利己性，对各种矛盾和竞争关系的处理带有短视性。这样就造成绝大多数发展中大国将自身置于当今世界各类基本矛盾的前沿地带，同时处于几类矛盾的困扰之中，包括与西方世界的矛盾、与广大中小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和发展中大国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对发展中大国的群体性崛起造成阻力。

　　生存竞争矛盾。几乎所有发展中大国都制定了充满进取精神的发展战略和外交谋划，然而，至少有两大原因致使其生存环境、生存空间和生存资源面临巨大挑战。其一，全球人口已经由1987年的50亿增至目前的65亿，而发展中大国的人口增长占了新增人口的一半以上，发展负担沉重，各种经济与社会发展难题堆积如山。其二，二战后形成的不合理经济秩序尚未得到根本改变，全球近70%的生存资源被发达国家所垄断，仅以美国资本为主的跨国公司就控制了全球生存资源的一半以上，这种情势造成包括发展中大国在内的153个发展中国家只能从全球30%的资源空间中谋生存。

　　为了求生存和发展，发展中大国需要同时开拓发达国家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市场，因而同时要在这两个方向面临多种利益冲突，具体表现为贸易争端、对能源与原料的角逐、各种类型的保护主义。由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大国经济和产业结构类似，加之彼此间的经济联系日趋紧密，一国出口和对外投资的扩大会冲击另一国的相关产业和就业，因此，近年来发展中大国之间的生存竞争矛盾愈显突出。

　　地缘政治矛盾。例如，印度与巴基斯坦是同属南亚次大陆的发展中大国，彼此之间有着尖锐的地缘政治矛盾。两国三度爆发大规模战争。1974年印度试爆第一枚核装置，1998年进行核武器试爆，引发巴基斯坦试爆核武器，南亚同时出现互为敌对的两个核武器国家。沙特和埃及同属阿拉伯世界的发展中大国，但在谁有资格担任阿拉伯世界领袖的问题上，也存在深刻的地缘政治矛盾。

　　民族与宗教矛盾。例如，沙特、埃及、伊朗、土耳其同属伊斯兰世界的发展中大国，但彼此之间存在复杂的民族与宗教矛盾。沙特、埃及、土耳其属逊尼派穆斯林国家，伊朗属什叶派穆斯林国家。自伊斯兰教创立以来，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就有很深的恩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引起沙特、埃及、土耳其等逊尼派穆斯林国家的高度警觉，逐渐对美国遏制伊朗的中东战略持配合态度。即使是同属逊尼派的穆斯林国家，沙特、埃及、土耳其之间也彼此不和。沙特、埃及是阿拉伯大国，土耳其是突厥大国，历史上奥斯曼帝国曾统治阿拉伯世界600多年，造成阿拉伯和突厥两大民族的矛盾根深蒂固。

　　另外，部分发展中大国为了提高自身战略地位和利益分享权重，阻碍或迟滞另外一些发展中大国的综合国力超过自己，采取向西方大国靠拢的政策，影响了发展中大国之间的战略互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