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奥斯特罗姆和威廉森的获奖预示着，一种复杂的思想形态是如何被不同的团体各取所需、各安天命的

　　本刊特约撰稿/唐学鹏

　　中文名“欧琳”的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10月12日凌晨6点30分被一个电话惊醒，她以为这是一个寻常推销员的电话，当瑞典人在电话那头告诉她获得200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她感到非常吃惊和兴奋，以至于不得不去厨房冲一杯咖啡来纾缓心情的巨大波动。

　　奥斯特罗姆的获奖已经不单单是理论的表彰，她改写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没有女性获奖者的历史。在她之前，罗宾逊夫人曾经是最接近诺奖的女性经济学家，但最终与诺奖失之交臂。

　　奥斯特罗姆和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奥利弗·威廉森分享了2009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奥斯特罗姆获奖的理由是，她揭示了“公共财产运作是如何通过自主(联合)治理的方式获得成功”；而威廉森获奖的理由是，他揭示了“企业内部是如何发展成不同的组织结构来克服冲突”。他们同属于经济学中的新制度经济学一派。

　　新制度经济学的又一胜利

　　但两者胜利的深刻性，远远超过1991年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科斯的获奖。如果说科斯以“交易费用”为新的坐标来革命性地重新定义市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那么，奥斯特罗姆和威廉森则分别沿着“市场以外”和“企业以内”的制度路线，重新延伸了传统经济学的内涵。奥斯特罗姆的着力点在市场以外的“组织可生长性”，即如何以自主治理方式解决公共物品效率难题上面，比如如何避免“公地悲剧”。威廉森则更深入发掘出企业内部科层组织结构变化的弹性和丰富性，丰富了“公司治理结构”之说。如果分别用一个词语来反映奥斯特罗姆和威廉森的学术风貌，则前者是“公共池塘里的自主治理”，后者是“纵向一体化”。

　　有趣的是，他们的胜利又在某种程度上是“含糊不清的派别”胜利。无论是西方世界的自由主义者(左派)还是保守主义者(右派)都可以将他们看作是本阵营的成功。

　　例如，对于奥斯特罗姆来说，她以研究哈丁的“公地悲剧问题”起家。传统的观点是，“公地悲剧”不可避免，人都是自私且短视的，总会存在“搭便车”的想法，所以公共财产的逐渐流失是必然的，个人理性带来的是集体的窘境。一个无主的公共池塘，必定面临着涸泽而渔的疯狂、一片均可“啃青”的草地必定遭遇过度放牧的悲剧。于是，解决公有财产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利维坦集权方式(例如国有化或者政府管制)，一种是彻底的私有化。奥斯特罗姆发问：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呢？

　　奥斯特罗姆在读大学的时候(1960年代)，就已经研究加州地下水(公共物品)的污染、水位下降和海水灌注问题，按照哈丁的“公地悲剧”、博弈论的“囚徒困境”和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很难达成”，加州的地下水系统应当是“崩溃”的。但是加州的社区民众、组织、城市水供应商以及城市管理者在互动中不断提供新的解决方案，产生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共识、自觉式守则和用水规制，靠的不是行政从上而下的强制力，靠的是分享、理解、合作、博弈和惩罚，靠的不是“单中心主义”而是“多中心秩序”。

　　作为一个酷爱田野调研、热衷占有一手材料的“直面现象理论家”， 奥斯特罗姆继续考察了阿尔卑斯山草地、日本公用山地、西班牙韦尔塔和菲律宾桑赫拉等案例，她发现“公地悲剧宿命”并非能统治一切，关键在于政府或者社会能够容忍和鼓励这些参与者能够自发生长出不同的组织方式和谈判方式，这才能保证公有财产能够有效率地运作而不至于“坍缩”。奥斯特罗姆感叹道，“既不需要迷信市场，更不需要迷信政府，因为还有个人生长为组织的过程，自由人的联合和互动过程，它们更值得依赖”。

　　于是，对奥斯特罗姆的理解就有了两个坐标。一种是“反霍布斯主义”的，她的学生乔治梅森大学Mercatus中心的Paul Dragos Aligica就认为，“她挑战了那种自上而下的集权驱动方式”。Paul Dragos Aligica偏向于保守主义者，乔治梅森大学是右翼的大本营；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从“反私有化”角度来理解奥斯特罗姆，他说“那种将私有化和产权绝对清晰看作是解决公地悲剧的理论被奥斯特罗姆严肃地摧毁，奥斯特罗姆证明了某种社会规制机制可以让‘公地’运作有效”。从奥斯特罗姆本人的言论来看，她似乎乐于被归纳为右翼色彩的派别，但同时她也在“休克疗法”“华盛顿共识”以及“援助非洲问题”等事态上面持一种异议态度。她认为，应当发挥制度和组织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比如“休克疗法”就是一种单向的、强制式的从上而下推进方式，抹杀和阻止了民间和政府之间丰富的互动、妥协、权衡和必要的退却。而“援助非洲”这一公共品的提供看上去已经是一种“白人的道德负担”，变成一个“扔钱行为”，忽略了援助是需要激活非洲的各种个人联合、组织生长、因地制宜地发展解决方案和有效率和有策略促进社会健全和进步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