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想法启发了纳米比亚大象保护方式。纳米比亚将很小比例的象变成旅游中的狩猎资源，然后用狩猎收入来加大对大象的保护以及对潜在狩猎行为的防范和补偿。如果象进入居民领地，践踏庄稼，那么象的受益权将同该居民分享。在没有这一互动和分享的机制前，居民倾向于用猎枪将闯入领地的大象当场击毙。

　　模糊不清的融合

　　奥斯特罗姆1933年出生于加利福尼亚，1954年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学士学位，短暂工作后又回到该校读书，并于1965年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有政治学背景的奥斯特罗姆有着一般经济学家难以逾及的视野。

　　奥斯特罗姆继承了伟大的波兰尼“社会秩序理论”的衣钵，突出一种参与者的互动过程中创立治理规则和治理形态，强调一种“多中心秩序理论”——参与者在竞争中尊重对方、根据不同情势发展不同的社会或经济合约，从而解决冲突问题。

　　例如，私人组织可以为公共部门生产；城市可以将消防和安检服务“私有化”(以色列)；一个城市与一个私人企业签约提供扫雪、街道维修或者交通灯保养服务(日本)；政府向家庭签发食品券和教育券，允许他们从任何授权的私人供给者那里购买(加拿大)；甚至一个国家可以将自己的最高法院服务交给另外一个国家(新西兰的最高法院在英国)。但如果政府是那种对社会组织的联合和生长极端畏惧的，没有科学发展观，那么“公共池塘”将是一潭死水。

　　威廉森的组织理论，同样可以为截然不同的阵营提供子弹和思想支撑。威廉森最核心的几个词语是“纵向一体化”和“机会主义(敲竹杠)”。我们以一个肉商故事为例，肉商原本只想专门卖肉，肉的保鲜服务则由跟冻柜商的长期合同来形成，但冻柜商发现肉商对其高度依赖后(脆弱的资产专用性)，开始威胁(实施“机会主义”)，肉商面临巨大的外部风险，他一气之下开始自己生产冻箱。随后他想把肉卖到更远的地方，却又受火车运输商的欺负，于是他又开始兼并火车业务，他在产业链上下游都进行了扩展。威廉森非常深刻地揭示出企业的科层结构弹性变化是如何将外部风险不断“内部化”，而这个过程又提高了内部官僚化和臃肿化的风险。

　　威廉森的理论必定和“反垄断理论”有纠葛。尽管威廉森一直认为“纵向一体化”是商业组织正当而弹性地生长，而横向一体化(例如同级兼并，肉商兼并肉商垄断供应提高肉价)才有“垄断地位的嫌疑”，在1973年他还为一家零部件实施专销并订高价的自行车产商辩护，认为他们通过这种专销下游零部件的方式来保持商家产品的信誉和良好的质量控制。看上去威廉森并不是一个反垄断的爱好者。但讽刺的是，反垄断学者例如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以及鲍曼(Ward Bowman)都是从他那里吸取营养，比如鲍曼开发的“传导效应”——例如中国电网博弈，占据优势地位的电网公司开设发电厂，让其自己的电优先上网，不仅获取上下游利润，同时也可以同非嫡系的电厂“压价”，这就是所谓的利用原先优势进行纵向一体化后的“传导效应”。这一思想已经堂而皇之写在了诸多国家的《反垄断法》里面。而“传导效应”的源头则是威廉森的“机会主义”假说，即强势的商人总是有动机，利用对手资产专用性的特征，产生“敲竹杠”行为，从而获取利润。“纵向一体化”既是一种规避机会主义的做法，同时也可以变成一种新的“敲竹杠”方法。

　　从这个意义上说，奥斯特罗姆和威廉森的获奖不具备任何风向标和阵营的意义，它仅仅预示着一种复杂的思想形态是如何被不同的团体各取所需、各安天命的。左右互搏、阴阳之争、对错之察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太大意思，相反，自说自话、各说各理才是最主流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