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理”、“雷”、“中国”等国际热词，反映出正处于变化之中的世界的某些特质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地区冲突时有发生、国际合作日渐密切、新兴力量逐步崛起……回顾风云变幻的2009年，新的国际格局正在初露端倪。

　　2009年，是21世纪头十年的压轴之年。这一年内发生的诸多变化，对于未来的国际力量走向、对于正在深度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的中国来说，都将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能否占据战略“制高点”，将直接影响世界各国未来若干年的发展方向和速度。

　　瞭望周刊社与辽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高端时事评论栏目——“瞭望评辨天下”最新一期的节目将话题锁定“盘点2009：国际热词”。参考消息报社总编辑张铁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学教授王福重，新华社国际部高级编辑、《瞭望》特约观察员徐勇，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于雪，在讨论中点击“变”、“理”、“雷”、“中国”等关键词，勾勒出这一年国际形势的走势与脉络。

　　新兴力量推动国际“变”局

　　瞭望评辨天下：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可以发现，西方国家已无力独自应对诸多重大挑战，转而加强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从经济格局到国际力量对比，2009年具有哪些显著特点？是否意味着正在开启新的调整与变化？

　　张铁柱：我用一个“变”字，来概括2009年国际经济社会的特征。

　　首先来关注2009年发生的几件大事：6月，由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组成的“金砖四国”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首次峰会，决定合作应对金融危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7月，在意大利拉奎拉峰会上，八国集团首次同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南非和埃及6个发展中大国发表应对全球挑战的共同宣言；9月，在美国匹兹堡峰会上，由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组成的二十国集团首次被确定为事实上的全球经济治理决策机制。这3件首次发生且相互关联的事件，传递出这样的信息：西方国家主导国际事务的局面正在发生改变，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度明显提高，国际格局开始出现调整势头。

　　应该看到，国际金融危机中既蕴藏着风险，但也充满着机遇。其爆发证明当前世界国际金融体系“生病”了，不过，也正如人生病一样，在治愈的过程中，其机体将会酝酿出新的调整与更新。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着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出现新态势。

　　在这场变革中，包括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在内的金砖四国，以及亚太、南美等其他新兴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大大增加。比如，G20峰会走向机制化，取代G7正式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正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这表明新兴大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话语权得到提升，在决定国际议程时有了更重要的作用。而在刚刚结束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也正是在新兴力量的努力和推动下，艰苦促成了《哥本哈根协议》的签订。

　　从发达国家来看，美国奥巴马政府在战术上适度收缩，在外交上强调对话与和解的态势，其对东亚重视程度也明显上升。日本新首相鸠山由纪夫2009年9月上台后，奉行更加重视亚洲而对美国追求“对等”关系的外交政策。可见，日本新政府是想以此减缓日本在世界大格局变化过程中影响下降的趋势。从这些变化中，都可看出国际格局趋变的种种势头。

　　徐勇：2009年新兴国家的话语权明显增强，世界格局正呈现出一个愈加多极化的局面。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事件中，都可以看到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力量正在快速上升，而西方国家的力量则相对减弱。但也需认识到，尽管新兴力量的崛起在一定意义上打破了既有的世界格局，各国需要根据国际态势的变化进一步调整其政策布局，但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仍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仍未改变。客观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不会突然发生，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当前，对于国际格局重组的方向和方式，无论是发达国家之间还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都尚未达成共识。

　　“理”性解决冲突分歧

　　瞭望评辨天下：尽管2009年国际地区动荡不断、局部冲突时有发展，但从全球局势来看，大国关系总体上有所缓和与改善，也未发生大规模冲突或战争，国际安全格局总体保持稳定。而在多项国际话题和事务中，各国也更加重视对话合作，争端解决趋于理性。

　　徐勇：的确如此，因此，我把“理”字作为2009年国际热词之一。在我看来，“理”字有三重含义。

　　一是“理性”，国际事务中的冲突、分歧，体现出冷静、缓和的趋势。纵观全球，2009年较以往风平浪静。两国或国际军事冲突事件较以往有所下降、国家内部冲突逐渐得到解决。比如，斯里兰卡军方宣布，斯里兰卡反政府武装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猛虎组织)最高领导人普拉巴卡兰被击毙，斯里兰卡长达25年的内战正式结束。再如，泰国出现局势动荡、洪都拉斯发生政变等，都仍局限于原有地域范围内，并未溢出，没有引发大规模的流血冲突。而美、俄、中等大国之间虽仍存利益摩擦并拥有不同的战略利益，但这一年，其“大三角关系”基本稳定，并且出现较大改善。具体来看，可概括为：中美关系总体基调得到质的提升、美俄关系明显缓和、俄中战略互信进一步提升。

　　二是“理论”——不做名词解而做动词解，即在处理方式上，更强调对话、协商。比如，在2009年影响世界稳定的朝核、伊核等问题上，国际社会仍期待通过谈判、对话、协商加以化解，弱化冲突。而奥巴马新政也明显不同于前任的单边主义、强硬打压和武力优先的战略。由于其在外交上表现出了和解姿态与合作倾向，联合国及其主要国际机制获得了新的动力。安理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作用得以增强，大国在国际反恐、防止核扩散、消除地区热点以及援助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等问题上有了更多的一致。

　　三是“治理”，全球共治的格局正在形成。2009年国际社会面临着更多的公共话题和事务，比如，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甲型H1N1流感、核扩散、恐怖主义，等等。面对这些共同的威胁和风险，国家间合作变得尤为重要，需要各国共同参与、携手解决，这正是国际社会在新时期、新形势下表现出的“全球治理”的新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