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委书记王荣：下一步是叫板新加坡、香港(3)

　　改革不是“摇火车”

　　在深圳调研中，本刊记者听到了一个改革早年的故事：袁庚在蛇口大刀阔斧地改革，引起了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的关注，经过研究决定建议提拔其为广东省副省长兼深圳市长，得到了中组部批准。袁庚闻讯火速赴京，恳请中组部撤销决定。中组部负责人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袁庚又火速赶回广州，找到任仲夷，提出自己的请求，希望继续在蛇口搞改革开放试验。任仲夷答应了他。

　　一位中国改革研究人士感慨地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像袁庚这样的干部，现在不能说没有，但越来越稀有。”他分析说，改革初年，任仲夷、吴南生、梁湘和李灏等深圳改革的推动者们，一是年龄较大、党内资历深、保持着革命家的心态；二是时代使命和危机意识强，想干事业，私欲很少，“加上当时改革环境一穷二白，所以能够放手一搏。”

　　“改革开放三十年过去了，发展市场经济积累了巨大物质财富，坛坛罐罐多了，顾虑就多了，胆子就小了，人的自利性也就充分释放了出来。”他认为，现在不少官员把公务员当作一种谋生手段，在缺乏健全有效的制约监督机制下，甚至一些官员肆无忌惮地利用手中的权力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对一切影响其利益的改革都抱以抵触。

　　据他观察，目前深圳官员群体中存在着一个现象：越年轻的干部越不想改革，越年轻的干部越想经常调动，“因为搞改革，就有争议；有争议，就成为了争议干部，就会从官场出局。太太平平当官，最保险。”

　　因此，在这位研究人士看来，深圳推行的一些改革已经变成了“摇火车”，“火车实际没有开，但是让火车摇起来，让车里的人感觉到火车似乎是开了。”

　　“应该看到，深圳在制度变革上的速度在放慢，改革动力在减弱，逐渐失去了21世纪之前那种锋芒毕露、脱颖而出的改革锐气。”唐惠建研究的结论是，深圳的市场经济体制远远没有发展到完善和成熟的程度，经济转轨和制度变迁并未完成，甚至没有形成能够持续发展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到目前为止，它所取得的只能说是一些阶段性制度成果。”

　　以2003年深圳启动的“行政三分”改革为例说，借鉴香港，将整个政府分成决策、执行和监督三个“职能块”，建立一个决策、执行、监督三种职能相互分离又相互协调的全新政府架构，是一项非常值得期待的探索。然而，该方案在政府内部遭到的阻力之大出乎意料，改革被迫一改再改。对于掌握实权的部门和干部来说，改革就是要放权，意味着利益的丧失，这是改革最现实的阻力。

　　唐惠建分析说，以往深圳的改革动力来自于一批有改革精神的政府官员，外商企业和来到特区重新创业的新型国企，他们为了形成新的利益格局，焕发出惊人的敢想敢闯敢干精神。一旦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后，却趋于保守。而自“民间起兵”以民企为主体的新利益集团之微观基础尚在形成中，难以成为改革推动力。因此，深圳在后来的改革中步履维艰。

　　其实，这种现象也不独为深圳所有，改革越改越难，是当前中国社会利益多元化日益凸显背景下改革的阶段特征。但这个时候，也是历史考验一国、一民族乃至一地区、一城市是否有希望、有前途的关键时刻。2002年11月以《深圳，你被谁抛弃》一文引爆深圳的呙中校，8年后再次提醒说，“如果因为改革失去仰仗，在各项改革上畏手畏脚，碰到问题绕道走，矛盾也就因此越积越多，深圳今后的改革将越来越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