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热衷谏言公共事务 炮轰过市长等百名官员(2)

　　在政协内部，有些委员只是挂职，提案往往只“走走过场”，“并不较真”。薛正毅虽寡言，生性却极其严谨，这一性格使得他无法容忍政府部门面对提案时“绕来绕去”的答非所问。

　　据他回忆，往往为一件提案的答复，要从新楼跑到旧楼，从一层跑到三层，楼楼推托，层层回避，有时候逼得急了，薛正毅便面红耳赤地与负责人理论，“一开始也紧张”，辩到激动处“便忘了”。

　　“这就是物极必反啊，物极必反啊！”薛正毅的妻子半气半笑地说，“以前一说话就脸红脖子粗，现在离了麦克风还难过呢。”

　　去年老薛高中同学聚会，一人10分钟的发言时间，有人说了5分钟便告结束，唯独薛正毅，一张口便超时。令老薛尤其感慨的是，当年毕业时跳到主席台上激情澎湃呼吁“接受祖国挑选”的团支书，如今对时政全然不关心，只偶尔蹦出几句“房价太高”之类的抱怨。

　　散会后，老薛觉得自己的精神世界“十分富有”。但妻子笑话他：“你倒是‘富有’了，房子也没见大一点啊。”在这位主妇看来，“好歹一个政协委员，吃饭、旅游总该是要得的吧。”

　　可老薛从不愿“有辱斯文”，就连监督单位提供的午餐盒饭都不沾，常以一句“不饿，早饭吃得瓷”搪塞了事。据说有一家被监督部门曾将一车西瓜运到他家楼下，结果薛正毅叉着腰站在凉台上，怒气冲冲地喝道，“敢送上来，我就敢摔回去！”

　　还有一名房产局的工作人员曾贴耳窃问老薛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却被一句“我唯一的困难就是你们知错不改”，顶得满脸通红。

　　1998年，组织上要推选薛正毅为市人大代表，老薛幽默婉拒：“不行啊，政协委员是协商产生，人大代表是差额选举，我的姓16画呀，老百姓填选票都懒得往下找啊。”

　　“你真的不想成为人大代表？”记者问。

　　“想，当然想了。但干一个都累得受不了，怎么能再当一个呢？”薛正毅回答。

　　从1996年开始，薛正毅曾连续11个春节除夕夜出门检查各机关单位的执勤情况；为统计出租车夜晚拒载情况，薛正毅凌晨3点从家出发，在4个小时时间里自掏腰包打了20回车；他常常几个月不理一次发，牙掉了也从来不补，家人劝他珍重，他则笑称“糟老头形象才方便暗访呀”。

　　有时深更半夜回家，妻子便会揶揄他几句：“哎哟，单位的业绩这么好呀，刚下班吧？”

　　“老薛的优点是认真，缺点是太认真了！”有同事这样评价薛正毅。

　　“认真如果能解决问题，谁愿意太认真呢？”老薛反问道。

　　事实上，在薛正毅的记忆中，每一个能解决掉的民生问题，几乎都要通过非常手段。

　　为了让公交总公司能标明夜间车的每班次发车时间，在多次书面建议无效的情况下，老薛主动报名参与公交系统内部的党员擦车活动，从中央门擦到中山码头再到南京火车站，直擦到公司党委书记闻得“有此怪人“亲自慰问时，问题才算解决。

　　为了让市容局在电线杆上装上指示公共厕所的灯箱，薛正毅不惜暗查该单位的早退现象，并以曝光此现象为由对其局领导“展开要挟”，方才大功告成。

　　“其实我也够坏的。”薛正毅嘿嘿一笑，却略显疲惫。

　　由于长时间四处奔波，薛正毅的皮鞋已经穿破了几双。2007年南京市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上，8名政协委员一起出钱，给老薛买了双皮尔·卡丹的新鞋，还在鞋盒里附了一张纸条，写有：“薛委员，希望你能穿新鞋，走老路。”

　　但显然，这条民主监督之路，颇有些步履维艰。

　　1998年，时任南京市政风行风评议小组副组长的薛正毅在监督房产局的过程中，一口气指出了包括“佩戴胸章不齐”、“着装不整”、“接待不佳”等十余处问题，甚至在食堂午餐之时还将矛头直指一个倾倒剩饭的局领导。

　　两个月后，房产局以“提的要求都对，但对我们来说太高”为由，将薛正毅告到了政协，他也因此被撤销了政风行风监督员的资格。这一撤就是11年，直到2009年初，老薛才重新恢复了官方语境下的持证监督员身份。

　　今年年初，在监督雨花台区工商分局行风建设的过程中，薛正毅再遭打击。检查证件时，一个工作人员握着老薛的政协委员证说：“以后别拿这个了，已经过期了！”

　　10月的一天，薛正毅戴上老花镜，从包里拿出四本已经过期的政协委员证件。摩挲许久后，老薛用塑料薄膜将它们包裹整齐，放进了书桌的第一个抽屉。随后，从抽屉中取出一本红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小心翼翼地塞进包里。（记者 林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