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层民主改革不懈探索 循序渐进向前(2)

　　事实上，袁天鹏不是第一个推广者。90多年前，孙中山最早把《罗伯特议事规则》翻译并介绍给中国人。这位中国的共和之父把“提高国人议事能力”视为民主政治的基石，在《民权初步》中加以推崇。但从那时至今，罗伯特规则在中国鲜为人知，几近失传。

　　2008年10月，在南塘“支点”合作社负责人杨云标的邀请下，袁天鹏带着他的助手，给当地村民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培训，这一试点被媒体解读为基层民主的“南塘试验”。

　　袁天鹏说，村民们说不准“罗伯特规则”，就直呼“萝卜白菜规则”。为了便于推行，他把厚厚的一本罗伯特规则提炼成中国乡土式“南塘十三条”。

　　为了方便记忆，村民还将“萝卜白菜”编成了歌谣：“有口难言，主持中立；举手发言，一事一议；面向主持，免得生气；限时限次，公平合理；立马打断，不许跑题；主持叫停，得要服气……”

　　模拟会场上一个村民提出有点偏颇的看法后，还没讲完，观众中腾地站起来一个人，原来是老支书。老人家满脸不高兴，颤巍巍大喝，“你这个意见，我不同意。”——顿时，大伙笑成一团。老人家当真了，入戏了。

　　“我提议，我附议，我反对，我支持，表决开始⋯⋯”这些西方议会中经常出现的词汇从村民中大声说了出来。

　　“卖萝卜”的人

　　袁天鹏俨然成了一个布道者，身边聚起了一帮热衷推销罗伯特规则的人，大家亲切地管这叫“卖萝卜”。

　　太仓市住建局副局长颜强是罗伯特规则的推行者之一。这位工学博士出身的官员很早就迷上了“萝卜”。

　　2008年的一天，袁天鹏在江苏给业主培训时，颜强在下面听得津津有味。身为业主代表，又是当地仲裁委员会成员的颜强在掌握“萝卜白菜规则”之后，立即加入到“推销萝卜”的圈子中。

　　此后，在袁天鹏奔波各地给人上课的时候，颜强则在社区展开了他的“民主试验”。

　　2010年，颜强所在的水丽小区进行新一届业委会换届选举，由于有人举报上一届业委会有违纪问题，是否需要对其进行调查成了业主之间矛盾的焦点。

　　查账、清算！各执观点的业主们自然地就划分为支持者和反对者“两派”，双方争论不休。“都要达到目的，又都不妥协，谁也说服不了谁。”

　　“首先得教会大家吵架和投票。”颜强说，他顺机推出了“萝卜规则”， “一直争吵也不会有结果的，不如做一次民主投票吧！”

　　“民主不仅仅是少数服从多数，更重要的是透明、公开、平等、尊重少数人以及缺席者权利的讨论过程。”颜强说，只有北洋军阀才会用枪杆子强迫国会一次又一次地表决。

　　颜强的话得到业主们赞同，但接下来的日子里，“两派”之间的争吵依然不断，甚至还引起些私人恩怨和人身攻击。

　　“这种现象在很多业主代表那里都感同身受！”颜强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 ‘文革’时期的阶级斗争思维仍然存在，要么你，要么我，最终只能有一个人胜出。其实民主最怕这种思维。”

　　此后，只要一有空，颜强便到各个社区“推销萝卜”，“我的理想就是建设充满‘萝卜’精神的和谐小区：小区管理不需要救世主式的领袖；每个人都积极参与公共事务，都有自由参与并表决的权力；能妥善处理和物业关系——业主间学会伟大的妥协……”

　　贵阳受挫

　　南塘的成功让袁天鹏声名鹊起，但随后的贵阳实践则让他产生挫败感，使他意识到，在领袖意识根深蒂固的农村，推行民主讨论并非易事。

　　2009年，贵阳市小河区长江街道洛解村，村委会和村民之间为6000万征地补偿款“该不该分”一事闹个不停。激动的村民目的只有一个：“分钱。”而村委会担心，都分了，村集体怎么运转。

　　村干部的理由很充分，在2009年9月召开的洛解村村民代表大会上，对这笔钱怎么分已有“说法”：用作集体资产投资商铺，每年收益的49%拿出来分给村民。但决议引起了相当一部分村民的猜测和不满。“集体投资？谁能保证收益一分不少分给村民”，有人甚至对此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质疑。

　　几个回合之后，眼见村委会迟迟没有答复，部分村民开始频繁上访，急于解决问题的小河区长江街道办事处主任王世伟从北京请来袁天鹏，帮忙“救火”。

　　情绪激动的村民并不清楚袁天鹏的来意，甚至对这个留着板寸头、操普遍话的青年有些抵触，几乎没人听他的程序和规则。

　　袁天鹏找来几个村民的“代表”，“你觉得把钱分完了就可以吗？是不是应该拿出具体方案来解决啊？”

　　“方案？那是领导的事了！”村民们一句话把他顶了回去。

　　另一边，村委会同样怨言，“决议都是村民代表大会所作出来的，为什么自己作出的决议自己要否定？”村支书甚至摆出了“撂挑子”架势，“必须有一些固定资产作为基层维稳工作的保障！都分了，维稳工作怎么做？”

　　“不让任何一方觉得‘我为他们说话’，对任何诉诸情绪的话保持警惕。”袁天鹏给自己立下了规矩。

　　几番周折之后，两方最终达成一致，由村民自荐代表，在10月召开村民代表扩大会议，对原来的决议进行修改，并通过新的方案。

　　洛解村村民们沿袭熟人社会的“议事传统”，每日聚集到村里的小卖铺前，在一片吵吵嚷嚷之中讨论问题。而这与罗伯特议事规则相去太远。

　　袁天鹏担心的是，“没有充分的讨论，直接进入‘表决’程序的方案能否真正解决问题。”

　　代表扩大会议表决代替了罗伯特议事，袁天鹏只好打道回京。不过洛解村的难题最终也达成了解决方案： 6000万征地款一半分给村民，另一半留作村里的“集体资产”。

　　中国式“议事”

　　在成都，“萝卜”则变成了具有特色的“中国式议事”。

　　贵阳受挫之后，袁天鹏把希望更多地寄托于地方政府的改革。

　　2008年，四川邛崃市的油榨乡马岩村为完成土地确权这项复杂工作，公推海选出32名议事员，成立了“新村发展议事会”。此后，成都将类似组织统一定名为“村民议事会”。

　　村民议事会在成功完成土地确权任务时也暴露了诸多问题：会场缺少秩序，七嘴八舌，时常跑题……

　　2009年下半年，作为基层民主改革的推动者之一、成都市统筹委副主任秦代红从北京请来了袁天鹏，希望将“萝卜”运用到成都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议事规则中，以完善村民议事会的规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