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层民主改革不懈探索 循序渐进向前(3)

　　“课讲得很好，我们讨论了很多。”秦代红说，但因经费问题，双方并未达成推广协议。

　　即便如此，袁天鹏在成都的合作伙伴还是受邀到成都彭州市桂花镇红石桥村培训罗伯特议事规则。其后成都市统筹委决定，在全市范围推行“罗伯特规则”，甚至给每一个村印发融合了罗伯特理念的《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议事规则》。然而，舶来的议事规则要与土生土长的“议事会”结合并不容易。

　　“罗伯特？没听说过”。面对《中国新闻周刊》的询问，瓦窑村和马岩村的议事员们茫然一片。马岩村村支书杨帮华说，市里面是发了村民议事会的议事规则，议事员也全都学习过一遍，“似乎规定了讨论不能跑题，其他内容就不记得了” 。

　　杨帮华等人并不在乎舶来的洋规则。在他看来，农民自有农民的“智慧”，从田间地头摸索出来的村民议事会，有自己的一套行事规则：村支书做主持人，议事员们泡杯茶，坐成一圈。主持人宣布议题后轮流发言，有插嘴辩论的，开始还有主持人叫停，但到了分成两派意见的时候，持不同意见的两个人就自动凑到一起，“一对一摆谈”，直到把对方说服。

　　今年67岁的张方荣是马岩村4组的议事员。据他介绍，2009年7月，村里为是否出资给5组修路的问题，先后开了3次议事会。

　　第一次开会时，出席的28名议事员中有7人反对修路。多数派之一的张方荣坐到少数派之列的6组议事员旁边，与其面对面的交谈，说服了该议事员。10天后召开第二次会议时仍有3人反对，再说服之。半个月后的第三次会议中，所有人终于形成一致意见，举手表决通过决议，签字按手印留档，问题解决完毕。

　　无独有偶，瓦窑村的议事会也采用了这种“一对一摆谈”说服的方式。一段由该村书记唐朝阳用手机录下的议事会现场视频显示：方桌围了一圈，议事员们都站着，三三两两的面对面争论，被说服后就在意见文件上按个手印，表示通过。

　　罗伯特议事变成了一对一摆谈，袁天鹏有些无奈：村民议事会中，罗伯特已被“留头保尾”，保留主持人宣布议题的“头”和最后议事员投票表决的“尾”，而当讨论出现分歧时，“面对主持人”“限时限次”“正反轮流”等规则常常被抛在一边。

　　“梅花章”打败“洋萝卜”

　　虽然没有完全按照罗伯特议事规则来开会，议事员们仍觉得自己的开会方式“效果很好，无须改变”。

　　2009年5月，马岩村决定修建4公里水泥路。村中共10个组，先修哪个组的路段成为争论焦点。议事员张方荣说，为此至少开了5次会。

　　第一次开会各议事员争执不下。有人提出来抓阄，谁抓到“1”，就先修那个组的路段。1组议事员叶隆春不同意：“我们组要修的路是最长的，若最后一个修路，万一钱不够修不完怎么办？”

　　第二次会议时，有更多的人不同意抓阄，讨论陷入僵局。

　　经过数次会议后，终于提出新方案：将全村4公里的路段分成前后两半段，抓阄决定先修前半段还是后半段。

　　然而，该由谁来抓阄？议事员们谁也不服谁。最后决定报告上级，由油榨乡党委副书记杨永胜来抓阄，得出了“摆平各方”的结果。

　　此外，村民议事会还创造了广为人知的“梅花章”。2008年，马岩村得到20万元发展资金，村里将这笔资金入股一个养猪场，每年可得2万元分红。

　　收入多了，议论也多起来。叶隆春在议事会上建议，将财务章分成5瓣，从议事员中选出5个财务监督成员，每人各持一瓣。若需报账，必须经5人的一致同意。

　　杨帮华说，有了梅花章，我终于敢随便进餐馆了。若有人怀疑“吃欺头”(此处指公款吃喝)，就让他去看有没有梅花章盖印。

　　村民议事会产生后，杨帮华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以前的村民代表是我指定的几个人。开会就是听安排，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杨帮华说，议事员则是通过海选推举出来的，村民们信任他们，自然肯听他们讲的政策。

　　叶隆春说，村支两委把权力移交给村民议事会，以前的“一言堂”，变成了现在的“群言堂”。

　　杨帮华认为，村民议事会征求了群众意见，真正体现了民主。据他介绍，在决策资金使用项目和产业发展项目等重大问题上，议事会采取“三步量分”的办法：首先发放“一户一表”，向村中每户征集意见；其次由村民议事会票选项目；最后由群众为项目打分，按得分高低决定实施顺序。

　　这样的议事会成为成都市的样本，被成都市统筹委列入到推进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改革中。秦代红说，村民议事会等民主管理机制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农民的民主智慧本身就是自我管理的一部分。

　　与推行者的乐观不同，杨帮华表示了他的担忧，除了要提高村民的权利意识、法制意识外，还需培养经济意识。“在基层，即使有议事会，许多致富好办法也照样推不动。”

　　而在袁天鹏看来，在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一只专制的“老虎”，人人都想当头，“议而不决的时候，他们(村民)更愿意推举一个意见领袖替他们做主，而不是从程序来寻求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