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谈北京的善治前景:目前社会组织行政化严重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北京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实践显示，目前社会组织行政化色彩浓重，建设“有限政府”需要先易后难，循序渐进

　　本刊记者/王全宝 文/王雪 舒琳

　　北京市委社会工委书记、市社会建设办公室主任宋贵伦近来精神状态不错，比数月前第一次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多了些爽朗的笑容。

　　刚刚过去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也强调，要深刻认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着眼于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

　　宋贵伦凭直觉感到，中央的要求为今后社会建设改革预留了很大的空间，“如何利用好这个空间就要看各级官员的胆识和智慧了”。

　　在十七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撰文说，“十二五”期间，中国政府将会实现善政、趋向善治。其中“善治”意指良好的治理，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的合作管理，而这些要依赖于社会组织。

　　行政化严重

　　从2007年底成立社工委至今，北京市社会建设改革已经悄然进入第三个年头。

　　作为首都、国际化的大城市，北京市社会组织众多，意味着社会组织建设要面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

　　旧体制已很难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而新的社会管理体制尚未建立。宋贵伦之前任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社科联党组书记，对社会组织建设并无深入认识。因此上任之初，宋贵伦立即感受到社会组织管理和服务亟待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压力。

　　2007年底社工委成立之初只有二十几个人，几间办公室，现在已经发展到70多人。队伍的壮大，也意味着任务越来越重。

　　“政、社分开，社会组织去行政化是改革的突破口。”经历了3年磨练的宋贵伦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的重建必须触及体制核心，否则改革只是走过场而已。

　　去年，“北京市社会组织培育和管理课题组”负责人、北京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部教授尹志刚对北京市西城区社会组织的调查发现，社会组织行政化很严重。

　　调研结果显示：社团(共青团、妇联、工会以及文联等)和“民间非政府组织”正职的社会身份有较大差异。正职身份是处级以上干部的比例，社团(61.7%)远远高于“民非”(26.3%)。这就意味着社团的资源获得主要依赖领导干部的行政身份及其带来的社会资本。

　　尹志刚认为，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在党政机构领导人的终身制未被根本破除的制度背景下，离退休后，这一特殊群体中的部分成员继续通过把持社会组织的领导地位，占有和享用主要由政府提供的资源。

　　“更为严重的是，或是由于安置这些人的需要，或是由于这些人的自我设计，导致某些社会组织因人设事，没有什么社会公益价值可言，也没有任何公益服务可为。”尹志刚对此表示担忧。

　　同样，“北京市社会组织培育和管理课题组”调查访问时，北京市西城区一些社会团体负责人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

　　西城区图书馆管理协会会长郭斌以评估为例表示，现在评估是由政府来做，但实际上应交给第三方。“也正是因为政府包揽一切，所以任何问题人们都来问责政府，这也是政府做了很多事情却得不到老百姓认可的原因。例如中国人爱在阳台上晒被子，在美国这是影响社区美观的行为，社区组织会出面告知当事人到指定地点晒被子，而不是政府发出通告”。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协会负责人透露，行政主管部门不但涉嫌权力越位，而且还当起了协会资金的管家，“一些协会主体不被认可，政府不直接拨款给协会，而是拨给主管单位”。

　　“只听楼梯响 不见人下来。”西城区医学会会长程湘梅说，她感觉改革声响较大的政府职能并未被压缩。以“家庭护理员”培训为例，是以政府层层下达任务的方式进行的，北京市卫生局交给西城区卫生局来展开培训，一年下来，只培训1000多人，但患慢性病的患者有几十万，根本不够用。

　　上任之初宋贵伦即意识到，去行政化实现社会组织自治才能达到善治，否则早晚会出问题。

　　但现实困境摆在宋贵伦面前。按照国家现行有关法规规定和政策要求，社会组织实行业务主管单位和社团登记管理机关“双重”管理体制，既要在民政部门进行登记，又要有业务主管部门。

　　据统计，北京有社会组织2.8万家，其业务主管单位共计134家，几乎所有的行政部门下面都有一个或者几个社会组织。

　　“134家行政部门管理2.8万家社会组织，管理自然很分散。由于社会组织长期依附于行政部门，它们也缺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与锻炼，因而往往能力较差。”宋贵伦说。

　　在社工委成立以后，2.8万家社会组织该如何改革发展成了重要问题。按照北京市委市政府要求，宋贵伦带领其团队深入调研，探索破解之道。

　　经过多次论证后，宋贵伦得出结论，社会组织的改革既不能冒进，也不能停滞不前，“改革还要触及核心地带，否则只能是形式主义”。

　　“社会结构严重滞后于经济结构，社会组织改革应该首先向行政化开刀。”宋贵伦认为，从管理体制改革方向来看，应该是实现政、社分开，管办分离。“政府抓管理、定政策、搞监督，行政部门原则上不再直接做业务主管单位，而是进行行业管理，实现人、财、物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