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谈北京的善治前景:目前社会组织行政化严重(2)

　　循序渐进

　　为了强化改革力度，在社工委成立一年后，北京市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社会组织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去行政化改革的目标确定为：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推进政社分开、管办分离，实行“分类管理、以社管社”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

　　对此，宋贵伦向《中国新闻周刊》进一步分析说，授权以人民团体为骨干的大型联合组织做龙头，把同类别、同性质的社会组织联合起来，搞好日常管理和服务，符合政社分开、管办分离的原则，又与双重组织管理的法律法规不相抵触。

　　经初步测算，北京有近30家枢纽型社会组织就可以实现全市85%的社会组织的覆盖。这些枢纽型社会组织有几种情况：

　　第一种属于人民团体，例如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去年首批确认10个，“这是带有半官方性质的，要保留。不能在具有优良传统的人民团体之外另起炉灶、搞两张皮，要巩固和发展这些主阵地，这是政治方向问题。”宋贵伦说。

　　第二种是行业协会。宋贵伦表示，政府和市场的中介就是行业组织。北京市将把工业经济联合会、商业联合会、建筑联合会等行业协会打造成枢纽型社会组织。“这些行业协会要逐步淡化官方色彩。行业协会的领导不能让行政部门干部兼任。”

　　第三种是民办社会组织。这些组织从出生就不具有行政化色彩，对它们的支持主要是通过购买服务。“因此可以说，枢纽型社会组织既不是官方的，也不都是半官方的。现在的工作思路是先挂钩后脱钩，先盖房后搬迁”。

　　对于“先挂钩后脱钩”的改革模式，北京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部教授尹志刚认为，原有体制内的人民团体，如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带有浓重的行政色彩，这类组织的发展方向不能再一味强化其行政化，更不能让它们替代政府，甚至扮演“二政府”的尴尬角色。

　　尹志刚建议，政府要逐步弱化直至取消人民团体类组织的行政等级，通过党和政府的项目委托机制，发挥其动员同类组织的社会力量，去有效地发掘、整合本组织现有资源，进而动员其他可以参与和承接相关项目的组织资源，以淡化其行政色彩，减少组织和项目执行成本。

　　“任何改革都不是一帆风顺，”宋贵伦坦承，一些强势的行政部门确实不愿放弃下属的社会组织，“只能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向前推”。

　　有限政府

　　相对于北京市的“政社”分离改革，从2002年起，上海市开始了要求一批政府官员不再担任协会领导的改革，逐步实现了从“政府附属”向“企业联盟”转变。

　　今年，上海又开始推动企业协会与党政机关人员、机构、财务、资产的“四分开”，向行政化进一步开刀。

　　2004年，面对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广州开始试点社区养老社会化服务模式。

　　在地方试点“政社”分开之际，中央部门却少有动作。采访中，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表示了忧虑，“现在有这样一种倾向，不是去行政化，而是强化。这种强化来自中央部门。比如司法部直管律师协会。从上到下建立党委，就会造成党政不分、政社不分。”

　　中国扶贫基金会去行政化的成功是罕见的案例。10年前，中国扶贫基金会主动向业务主管部门——国务院扶贫办提出取消行政级别。

　　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取消行政级别前，受行政级别等因素影响，基金会无法自由引进人才，政策和执行等都要受业务主管部门的管制。“中国扶贫基金会每年募集的善款数额，从10年前的一两千万，上升到现在的6个亿。”

　　不过也有人担忧，社会组织去行政化后将会“一无所有”。郭斌就说，有些社会组织怕脱钩，因为一旦脱钩了，就难以生存，毕竟现在社会组织所拥有的都是过去单位给的。

　　同样，西城区统计学会会长、区统计局副局长文奎也表示，当初成立学会的目的是为了把统计局力所不能及的事交给学会做，还是有为行政服务的意思。学会也在借助统计局的名，“如果是完全独立的社会组织，影响力和号召力必定就会弱一些”。

　　西城区统计学会秘书长李润鱼也坦承，因为统计局不能收培训和代理的费用，而学会能收。“如果没有这些培训或代理等，而且不是围绕统计局的中心工作来运转，也不是由局长来兼任会长，学会是否还能有现在的‘威力’？”

　　显然何道峰并不赞同，他认为政府不要过多管理社会组织，应让其自生自灭。而在专家看来，建设“有限政府”乃大势所趋，政府被压缩的职能以及提供的公共服务，应改由社会组织来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