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过时”属认识误区(2)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上，要澄清三个认识误区

　　主持人：在很多同志眼里，“十二五”规划“建议”中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是个讲了很多年的老话题，谈不出什么新话来了。看来不是这么回事，还有进一步认真研究和探讨的必要。您认为我们应该着重关注哪些问题？

　　李惠斌：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三个误区。

　　一是认为我们这个初级阶段与马克思讲的“第一阶段”不相干，是第一阶段中的初级阶段。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总是认为马克思讲的社会主义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存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和个人财产占有方式。这与马克思这里的思想显然是不一致的。我们想当然地以为马克思这里讲的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是共产主义。实际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早期一直使用共产主义来表述未来的社会形态，以区别于各种各样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后来则一直使用社会主义，而慎用共产主义一词。所以，《哥达纲领批判》中讲的共产主义实际上指的就是社会主义，并且把社会主义区分为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和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当然，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在列宁那里得到了发展。列宁把马克思讲的这两个阶段界定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是，列宁在发展的同时，也把当时的军事共产主义思想加进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尽管列宁后来提出并实施了新经济政策，试图向马克思回归。但是，这种新经济政策显然是被当成了权宜之计。时局好转之后，新的领导人立即放弃了这种被马克思称为“资产阶级权利”的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经济政策。

　　二是认为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只是因为我们当时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经济社会不够发达，一旦经济发展了，国家强大了，就应该回归到三十年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上面去。出现这个误区有两个原因：一是对马克思的理论有误读，二是对目前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满，希望尽早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相信通过时间的推移，这两种想法都会自然消失。

　　三是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已经过去了，不必要再提什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直接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或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就可以了。

　　这三个误区的共同特点都是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当成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权宜之计，对于中国的长期发展来说都是有害的。

　　从上面我们对于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来看，我国目前所处的社会是一个从传统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过渡中一个非常长时间的发展时期。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是这个时期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经济组织方式。由于经济发展情况不同，各国所遇到的阶段性特征是各不相同的。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个时期的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保证社会成员个人能够得到全面发展，个人的生产力能够得到足够的增长，社会集体财富的源泉能够得到充分涌流，用我们党的语言来说，就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全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努力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

　　从世界的情况来看，由于美元地位的变化和由此而引起的世界性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我国目前面临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历史性发展机遇。如何抓住这个机遇，推动我国的科学发展，加快转变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加快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切实解决好马克思说的劳动者个人的生产力增长和全面发展问题，是下一个五年规划即“十二五”规划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工作任务。

　　为什么说我们面临的战略机遇期没有变

　　主持人：前面主要围绕“十二五”时期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发展中国家这三个有密切关联的“没有变”来探讨。下面请谈谈怎么理解“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所说的战略机遇期没有变？

　　张占斌(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教授)：首先怎么理解一个国家的战略机遇期？我理解就是指一个国家处在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综合作用所形成的比较有利的发展环境中，处在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机会并对其世界地位产生全局性、长远性、决定性积极影响的特定历史时期。那么，为什么说我们的机遇期没有变呢？

　　从国际范围看，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客观上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表现为：从国际事务的被领导者转变为领导者，从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规则的参与制定者，从国际舆论的“挨打”者转变为竞争者，从西方文化的接收者转变为多元化文化的创新者。我国在世界上地位、作用和影响变化愈来愈大。当然这里有一个大前提，就是我国综合实力的大幅跃升。

　　从国内看，我国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表现为：我国是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拥有内需持续扩大的巨大潜力。一方面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的历史阶段，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强劲增长的态势短期内不会改变，特别是随着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城乡居民结构加快升级，新的消费热点会不断涌现，同时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优化、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社会事业发展这些都蕴藏着巨大的需求和增长的潜力。这为经济在较长时间内保持较快的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的经济虽然有了较快较大的发展，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这又是中国经济保持较快发展的外部压力和动力。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社会政治长期保持稳定，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走出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意愿的正确发展道路。

　　主持人：具体来说，“十二五”时期我们面临哪些机遇？

　　张占斌：我国经济存在“弯道超越”的机遇。全球爆发的严重金融危机，意味着世界经济增长进入发展的“弯道”。国际发展经验表明，一些国家在穿越“弯道”后将明显落后，而另一些国家继续保持原来的位次，但可能有少数国家利用“弯道”创造超越机会，在走过“弯道”后经济实力大幅提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都利用“弯道”超越成功。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出世界经济发展体系特别是金融体系存在的严重缺陷，需要对其做战略性调整，哪个国家在此时调整得及时、有效，那么它就可能实现“弯道超越”。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次十分难得的机遇。

　　我国已开始由生存型社会步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从总体上讲，我国长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分为生存型和发展型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阶段。根据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宏观结构发生的变化，可以判断已发生了转换。进入发展型社会，关注民生需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上升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十二五”期间，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是天量的投入，它将促进经济发展模式和实现形式的转变。

　　我国内需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当前，我国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巨大的国内潜在消费市场。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把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我个人理解这是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13亿人口的潜在需求是我国的重要战略资源，其能不能及时有效地释放是能否避免中国落入中等国家陷阱的关键。我们这个条件是发达国家和小国所不具备的，所以未来我国经济最重要的突破是市场规模的突破，即国内消费需求能够实现持续的高增长和结构升级，它与产业升级的结合，将使我国经济显现无与伦比的规模经济效益。

　　我国城市化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我国正在经历世界上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城镇化过程。城市化伴随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包括农民向城市流动、迁移和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

　　另外，我国的工业化发展潜力依然很大。这方面有很多文章分析，这里就不具体谈了。

　　在战略机遇期我们面临哪些挑战

　　主持人：“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指出，我们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您认为，在战略机遇期我们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张占斌：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很大挑战。比如：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困难增大。一是，一些领导干部的思想观念、能力素质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完全适应。二是，科技创新能力仍旧较低。科技创新能力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因素之一，我国科技发展较快，但与发达国家比，还有很大差距。三是，消费与储蓄关系失调。长期以来，由于文化传统、发展阶段、国家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消费率相对较低，储蓄率相对较高。四是，管理体制的障碍。“九五”规划就提出了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但是十几年过去了，至今仍没有很好地实现这个转变。

　　资源短缺正在构成对发展与安全的瓶颈。我国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资源需求巨大。据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矿产资源与中国经济发展》报告指出，除煤炭外，我国主要矿产资源都已告急。油气资源现在储量不足10年的消费，最终储量勉强可维持30年消费。他们的结论是，未来20-30年，中国现有资源将不可持续。当然有一系列对策可以缓解或解决这些问题，但这些措施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相当大的投入。

　　社会公平建设已经成为影响战略机遇期发展的重大课题。现阶段，我国的社会公平机制尚未健全，30多年改革形成的社会不公现象大量存在。现实生活中日益增大的收入差距很多是不合理的、非规范的、非法的。尤其在初次分配领域，存在许多不平等竞争，最为突出的是各种形式的垄断，市场秩序混乱中的制假售假、偷税漏税以及权力结构体系中的寻租设租、钱权交易、贪污受贿等各种形式的腐败。如何消除这些社会不公，是在机遇期内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主持人：刘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