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上书修改拆迁条例满一年 阻力来自地方(2)

　　“座谈是法制办副主任亲自主持的，非常正式”

　　时隔一年后再谈起这次上书行动，姜明安等几名教授苦笑不已。不过，在当时，事态看起来一度很乐观。

　　建议书发出刚一个星期，12月14日，王锡锌就接到了国务院法制办的电话邀请。在这通电话中，法制办副主任郜风涛邀请5名教授参加一场在国务院举行的座谈会，研讨“拆迁管理条例”。

　　王锡锌称赞，这一邀请“是比较积极的回应”。他曾在之前通过私人渠道了解到，国务院法制办对“拆迁管理条例”“比较重视”。除了陈端洪有事不能出席，其他4人都应邀参加了这场座谈。

　　在座谈中，法制办先通报了“拆迁管理条例”修改的工作情况、面临的主要问题和下一步的打算。随后，到场的学者们对法制办事先拟好的新条例“征求意见稿”进行了讨论。

　　王锡锌在随后接受采访时表示，研讨的气氛非常热烈，非常成功，“对于重大问题进行了非常坦诚的交流和争论”。

　　不过，几个月后，沈岿则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不同观点。他记得，“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专家方面在阐述观点”，除去政府部门介绍情况的时间，“双方仅做了简单的交流”。

　　无论如何，这一座谈被几名教授和外界解读为政府方面释放的巨大善意。法制办负责人表示，国务院对条例的修改非常重视，“予以了审慎研究，并将抓紧修改条例”。而学者们向媒体介绍说，他们得到的回复是，正在征求意见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将取代原有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仿佛是对这种善意的确认，半个月后，12月29日，5名学者再次受到了人大法工委的邀请，前往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座谈。

　　姜明安当时很兴奋：“这是破天荒的事情。”而人大法工委工作人员则表示，这是对5名“上书”教授的官方回应。

　　几次座谈之后，2010年3月的“两会”期间，关于拆迁法律法规的修改再一次成为了舆论的焦点。专家们对立法时间做出了乐观估计，而政府方面也表达了同样的态度。

　　在这些好消息的背后，参加座谈的法学专家们也发现，自己参与讨论的“征求意见稿”，仅仅只对技术细节做了修改，“并未触动顽疾所在”。

　　他们还发现，国务院法制办所进行的那场座谈，其实也不是对“教授上书”的回应。根据有关负责人的介绍，召开专家研讨会是国务院法制办修改“拆迁管理条例”的一个工作环节，“早已在安排之中”。

　　即便如此，那次座谈会依然让姜明安在一年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念念不忘。“座谈是法制办副主任亲自主持的，非常正式。”姜明安说，“不过，再后来的事情就实在太不正式了。”

　　人们不仅不知道立法什么时候完成，也不知道出来的是什么制度

　　如今，住在北京西北方的家里，姜明安主要通过报纸和网络，了解一个接一个的拆迁闹剧。他发现，经过一年的等待，一切仍然在原地踏步。

　　在“两会”期间的讨论热潮结束之后，原本看起来正在加速进行的“拆迁管理条例”修改进程，好像被人突然踩了“急刹车”。5名上书的教授再也没有接到官方的反馈。到后来，他们只能聚在一起，来“猜测”法律制定、修改的进程。姜明安曾经公开或私下提出过一些意见，而法制办的回答则大同小异：阻力太大、情况复杂。

　　困难的原因似乎显而易见。面对记者采访，几名教授都认为，困难主要来自“地方的阻力”。沈岿甚至直言，阻力正是“目前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体制”。“城市化和旧城改造均能对GDP实现便捷的拉动，拆迁中的巨额土地出让金早已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沈岿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推进拆迁制度改革会遭遇地方政府的强力掣肘。”

　　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公开征求意见之后，相比于民间的正面反馈，许多地方官员表达了相反的观点。沈岿曾收到一个地方法制办主任的来信，认为新条例偏向个人的利益却“忽视集体的利益”，是“法治的进步，社会的退步”。还有政府官员直言，新条例“在经济上没有可行性”。

　　不过，即使承认这些问题的存在，姜明安仍然坚持，不管有什么问题，都应当“一股脑端出来”，让大家一起讨论，“要相信人民，依靠人民”。

　　王锡锌也相信，如果把阻力放在阳光下，“公众肯定会和立法部门站在一起”。像现在这样什么都不公开，完全“关门立法”，人们不仅不知道立法什么时候完成，也不知道最终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很可能立法完成了，大家还是大失所望，”王锡锌说，“这样的心理落差反而更可怕。”

　　就在5个教授的观望和等待中，“拆迁管理条例”的修改好像已经被官方淡忘，曾经释放出的善意似乎也逐渐销声匿迹。姜明安甚至曾忍不住向自己在相关部门工作的学生打探消息。前不久，姜明安所在的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举行了一次“促进《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废旧立新学术研讨会”，结果他在现场发现，之前答应自己要出席的政府官员，竟然一个也没来。

　　11月13日，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就相关问题组织的研讨会上，王锡锌又一次提起了唐福珍。“今天是她自焚一周年的日子”，他说，一年前的这一天，这名四川农村的妇女面对暴力拆迁选择了自焚表达抗议，时隔一年之后，他仍然记得唐福珍带给自己的震动：“中国这么多年一直在不断地拆房子、建房子，但现在，却有一名公民点火烧起了自己。我们从这个故事里读到了很多。”因为这个生命的逝去，5个教授在“上书”中签下自己的姓名。然而，这并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带来推动法律变革的力量。一年之后，“拆迁管理条例”的修改仍然遥遥无期，而越来越多拆迁引发的悲剧故事，却不断传入5个人的耳朵里。姜明安几乎每天都会收到一二十封信访邮件，它们来自不同地方遭遇暴力拆迁的人们。“我只能告诉他们，你们应该进行行政复议、应该打官司。”姜明安说，“他们觉得我能解决问题，可我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今年5月，当“拆迁管理条例”修改停滞的疑惑在公众中愈演愈烈的时候，姜明安曾经信心满满的向媒体表示：“条例的修改绝不会胎死腹中，毕竟它涉及到这么多人的切身利益。”但现在，他说自己已经“没什么想法了”。

　　11月15日，有人请他再估计一下“拆迁管理条例”的修改什么时候能完成，他有些尴尬地笑着说：“不知道，我可再也不敢估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