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何时变市民”调查：两种身份间难以弥合

　　一边阳光明媚，一边寒风刺骨，冬日的北京让人又爱又恨。恰如农民工眼中的城市，希望留在这里，又害怕留在这里；也恰如城市眼中的农民工，希望他们存在，又希望他们消失——

　　致读者

　　“民生在勤”，《左传》中的这句话是中国文献中首次出现“民生”一词。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不是民生。这一切，是您关注的，也是我们共同关注的。

　　《民生广角》今日试刊，明年起，将定期与读者见面。“人文关怀、理论深度”是本版所遵从的标准：“民生调查”，用人文视角观察民生热点；“民生视角”，以理性思考透视问题本质；“我说几句”，反映各界呼声与建议。“一周数字”、“民生万象”等栏目还将陆续与您见面。真诚期待我们能用眼和笔真实记录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也深深期待这些身边的故事能触动您的心弦。

　　1 这里，一切皆流动

　　流动的学生；

　　流动的老师；

　　流动的教室；

　　流动的学校……

　　沿着永定河旁狭窄的土路，经过一片破败的平房、散发着呛人臭味的垃圾场，穿过一条货运列车轨道，11月20日，记者来到双槐树村行知实验小学——北京四环边的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

　　下课铃响了，孩子们的欢笑声充斥在校园的各个角落。

　　走进教室，并列的课桌间的缝隙只够一个孩子侧身经过，据这里的校长易本耀说，现在学校有1000多个孩子，有的班的人数已超过80人，学校实在容纳不下了。

　　“学校建好后就没有愁过生源。”易本耀说，其实，上民办学校也是家长的无奈之选。虽然北京市已明文规定，公办学校接收农民工子女就读取消借读费，但这些孩子要全部向公办学校分流，目前还难以实现。教育资源分布不合理是一方面，公办学校的各项费用加起来对多数农民工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易本耀告诉记者，这里的学生家长来自全国各地。家长是流动的，孩子们也跟着流动。

　　在行知学校，每年大概有10%的学生流失，他们或者去别的城市或者回农村老家。老师的流动更加频繁。行知学校老师分别来自全国16个省区。除了校长、副校长，老师的平均月工资在1200元-1500元之间。

　　“我们有一个班一学期换了四个老师，而且都是教主科的语文老师。”行知小学英语老师董丹说。今年25岁的董丹算是一个例外。她从开封教育学院毕业，在这里任教已五个年头了。

　　“那你以后会离开这里吗？”

　　“不会。”

　　“结婚后呢？”

　　“也不会。我会一直在这里。”

　　已到谈婚论嫁年龄的她穿着格外朴素。黑色棉袄，蓝色牛仔裤，黑色皮鞋，若没有头上蓬松的马尾，你可能难以猜出她的实际年龄。她负责二年级三个班和五年级三个班的英语课程，此外，还担任五年级二班的班主任。

　　“看着这里的孩子特别可怜，我们五二班有一个叫马勇强的学生，有一次没完成作业，我们打电话到他家，才知道他父母双亡，跟着七十多岁的奶奶一起生活，后来，奶奶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拎着拾破烂的袋子到学校，我看了，心里非常辛酸。”董丹说，“我小时候父母在外打工，我很理解孩子对爱的渴望，我希望把自己的爱补给他们。”

　　问起她对未来的期待，她说：“希望工资能再多一点，另外，给我们上保险。”

　　记者后来得知，董丹的妹妹前两年患上卵巢恶性肿瘤，而她的弟弟在去年患上白癜风。“我父母在北京摆摊卖煮玉米。我妈妈每天凌晨一点半登着三轮车去五孔桥进玉米，往返一趟要三个小时，回到家再拔好、煮熟就四五点了，六点再拿出去卖。”说起这些，董丹的眼眶里已是泪光闪烁。

　　而在众多的老师中，希望一直留下的只是少数。

　　“老师的待遇只够养活一个人，有时候，一些老师早上打电话说不来了，下午就真不来了。我后来跟老师们说，要走得提前两周通知，否则我们连替课的老师都找不到。”易本耀说。“近几年，走掉的老师少说也有100多个了。”

　　“这也没办法。”易本耀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行知学校共有两个校区，老师总人数110人。加上奖金，老师平均月收入1500元。一年教师工资总支出198万元；一年校园要负担的房租14.9万元;冬季取暖费6万元。而学校收入来源就是学生学费，学校总人数2076人，每人每学期800元，一年总收入308万元。加上各种开支，学校每年结余仅十余万，这十余万还要应对突发情况。

　　“老师离开，我也理解，一是待遇低，不能养家糊口；二是不能进修；三是退休后没保障，因为不在编制，社会保险也没有。因此留下的大多是刚毕业的学生和退休的老同志。”易本耀说：“学校总共搬了五次，2010年春节后双槐树村行知小学也要拆迁了。我今年49岁了，实在有点搬不动了。”

　　2 城市的变高变大与学校的迁移漂泊

　　城市，在农民工的手中变高变大；城市，却把农民工的生存空间越挤越小。学校东移西迁的过程，从另一个侧面诉说着一座城市发展的脚步以及为此所付出的代价。

　　在即将拆迁的朝阳区十八里店大武基村，记者见到了河北忠诚学校负责人曹帅。

　　24岁的他已经是这个学校第三代负责人了。与很多年轻人脸上的阳光活泼不同，曹帅显得成熟沉稳，笑容和话语中带着几分辛酸和无奈。河北忠诚学校尚未获得教育部门审批，仍处于非法办学的阶段。

　　“我不想让祖父和父亲一手创办起来的学校砸在自己手里。”曹帅说。

　　1996年，曹帅的祖父和父亲从河北张家口来京打工，那时候四环还没有建设起来，两个人看到很多农民工带着孩子在菜地里干活，这些孩子因交不起高昂的费用无法进入北京本地学校，孩子们面临着失学。于是，两人萌生了办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的想法。两人用捡来的木头订成桌椅，在小武基村租到一所几十平米的房子，“简易学校”就这么开办起来。

　　一直存活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区域位置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偏僻，交通不便。如果哪天城铁等公共交通修建到眼前了，也就意味着学校要被拆迁了。

　　接下来的十几年里，“东移西迁”成为忠诚学校挥之不去的阴影，而学校也几易其名，从“菜农小学”到“河北小学”再到“河北忠诚学校”，频繁改名的背后蕴藏着曹家三代办学的兴衰。

　　“‘一传十十传百’，1997年后学生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达到1400多人，那时候在四路通村、小红门、大武基、通县、大兴共有五个校区。”曹帅说。

　　一个地方要被开发，往往意味着在那里蜗居的农民工就要离开，农民工子弟学校也会被拆除，孩子们只能随着父母，到更远更偏僻的地方上学。

　　曹帅说：“2007年之后，由于拆迁，大武基村在渐渐消亡，学校生源也随之骤降，现在只剩下240多个孩子。”

　　“只能再找出路，往五环、六环搬吧。”曹帅说。

　　“2003年前，我们未经教育部门批准，属于非法办学，为了躲避警察，学校在一个地方最短只存在了半天，就搬走了。学生们也跟着学校到处转移。”易本耀说。

　　动荡不安，是农民工学校的共同经历，也让这里的孩子被迫承受转移搬迁的诸多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