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口述历史：张作霖不是土匪 是在维护治安(3)

　　七、张学良送蒋回宁，仅仅是“感情用事”吗？“他是向世人证明，他既不是出于叛变的动机，也不是打算反对委员长。”他为的是抗日。

　　记者：张学良送蒋回南京，结局让人扼腕长叹。电影《西安事变》中，周恩来看着渐渐远去的飞机，慨叹道：“这是负荆请罪嘛，中了《连环套》的毒啊！”(大意)张学良自己当时究竟是怎么想的？我看还是看看他自己怎么说的最准确。他在口述中谈这个问题了吗？

　　王海晨：关于送蒋回宁，一直是个热门话题，分析出的原因不下十几种。其中许多论者认为：张学良以为有“三位一体”的紧密团结，南京十几位军政大员和几十架飞机扣留西安，他与蒋、宋、孔多年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和蒋、宋在西安的承诺，蒋介石决不会对他采取非常措施，一定会放他回西安；这样，既可以通过此举取悦蒋介石，维护他的威信和领袖地位，同时也使他在“三位一体”及全国军民中的威望得以提高。总之，他不是送死，而是为了悦蒋强己。但也有学者说他此举纯属于“感情用事”。

　　记者：“悦蒋强己”，真是个精辟的概括。

　　王海晨：从张的口述看，在放蒋问题上张杨曾有过一场激烈的交锋：“杨虎城说他不想做断头将军，我说你若是怕死，何必要发动这种大胆的叛变行为？我只身护送蒋委员长入京，上断头台我一人承当，我决不牵连任何人。”“我是一个军人，我上头有长官，我下面有部下，我自己做出事情来，我要给军人做楷模，我到南京请罪，我去南京，可以把我枪毙，也应该把我枪毙，我是叛徒。不管西安事变怎么样，那不说，我劫持长官。我做这件事情不是为我自己，我要给后面军人看。假如做这件事情，我自己很得意，那后来的军人也就这么做去了，就给他们做个榜样。这件事情，我做了，为什么做？这事情要弄个清清楚楚，是我一时发气了？或者感情用事？不是这样。我也愁思再三啊！”

　　记者：“感情用事？不是这样。我也愁思再三啊！”这句话极为重要。我想，张学良可决不是有勇无谋的一介武夫，他肯定是权衡了多方面的利病才送蒋回宁的啊！

　　王海晨：是啊。一个发动兵变的高级将领急着要到首都去亲受国法之裁判，这真是中华民国史上的一个奇观。看看宋美龄是怎么解释张送蒋回宁的：“他的这一举动，向他的同僚们保证，要为西安所发生的一切承担全部责任；同时，向世人证明，他的所做所为既不是出于叛变的动机，也不是打算反对委员长，反对委员长的地位和权力。”张学良归根到底想的还是抗日，他认为这么做有利于争取蒋抗日。毛泽东分析得对：“如果没有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将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因此也许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损害。”

　　记者：是呀。我觉得，说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第一，扣蒋。第二，送蒋。只有这两件事都完成了，西安事变的目的才能达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形成。

　　王海晨：你说得对。

　　八、为什么张学良要选择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合作口述史？怎样理解这部口述史的价值？

　　记者：做口述史是一件专门性较强的历史学工作，只有选择可靠的、能胜任的机构来协助口述者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东西。张学良选择的是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合作。为什么做出这个选择？张学良是怎么考虑的？

　　王海晨：张学良口述历史三起三落，最后选定了哥伦比亚大学，外间对此猜测颇多，甚至有对张学良进行人身攻击的。综合张学良口述历史，可以找出如下几个原因：

　　一是怕有人拿他的东西去卖钱。张学良说：“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大家都想拿这笔东西去卖钱啊！”赵一荻插话说：“我们也不渲染我们自己，换句话说，我们也不卖我们自己，他们就是要拿我们这个资料去卖钱。我何苦给你去卖？我不拿我的资料给你去卖钱啊。海关上，尤其是情报人员，他也能卖钱。他把这秘密卖出去，也能赚钱。”

　　二是怕曝光。“我就怕曝光。”“这件事(口述)要静悄悄地做，因为外间已经有点问题了。‘我们要，你们为什么给哥大？’他们(指台湾当局)的意思我明白，一样是要这些东西，一样是看看你写什么玩意儿。他们的敏感是怕我攻击政府……”

　　三是怕官方插手。“简单说，我不愿意经过官方。我对吴大猷说，我不能一女二聘。你应该早跟我说啊，我已经答应人家了，不能再给你。他好像说：‘你为什么不给我们，给了外国人。’我说：‘你早说呀！你没跟我接头过这个事呀，我已经答应人家，我不能说再给你呀！’”

　　记者：我总想一个问题，虽然张学良的口述历史极为重要，但历史学家看到的文献资料肯定要比张看到的多得多，这些资料未必就不可靠，而且史家有专业眼力，因此，如果史家与张学良的看法不尽一致，听谁的呢？

　　王海晨：史学家确有自己的学术长处。但张学良毕竟是当事人、知情者，他的话权威性是很强的。当然也不是说他说的一定百分之百正确，因为毕竟是他的记忆，记忆有时也会出现误差。但总的来说，根据张学良的人格、所述内容与他的关系，根据文献档案及其他人的回忆，这部口述史的真实性还是很高的，基本是经得住验证的。至于只有他本人才知道的，如他的心理活动，那就只有听他的了。“张学良口述历史”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记者：最后，请您从史料学的角度，评说一下这部张学良口述史。

　　王海晨：以张学良口述历史为底本，检讨以往历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是推进张学良及西安事变研究的重要方法。大史学家陈垣说：“校勘为读史先务，日读误书而不知，未为善学也。”他总结出“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等四种校勘方法，“四法”之中，以对校法为最基本的方法，而“对校贵有佳本”、贵有直接史料。张学良口述史就是“佳本”，是“直接史料”。对于张学良的回忆，唐德刚评价尤高，他说：其他人的回忆即便无误，“仍只属于小道消息；只有他本人讲，才属第一手。”用这个“第一手”资料去对校他书，显然是既必要又极重要的。

　　记者：您提到两次唐德刚，请简单介绍一下他。

　　王海晨：他是美籍华人学者，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当过中文图书馆馆长，后受聘于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对张学良很有研究。1988年我出版的第一本书《张学良的政治生涯》(译著)，就是唐先生作的序。他爱国，党派意识较淡，史学功底深厚，治史视角独特。他的“历史三峡论”和《李宗仁回忆录》在大陆影响较大。在一定意义上说，民国政要人物口述史他是有力的推动者。

　　记者：谢谢您接受采访。如果读者对您讲的内容有什么反映或是异议，我会转告您。

　　注：王海晨，温州大学教授，1955年生，辽宁人。研究领域：中国近现代史、中外关系史、区域史比较。著有《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台湾中国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张学良全传》(广东人民出版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