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规制拆迁的司法前景

　　时隔近一年，经过修改后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近日再次全文公开征求公众意见。

　　一个国家一年会订立或修改很多法规，但不是所有法规都能像拆迁条例的废改引起这样大的关注。这既因拆迁问题已是今日中国不可回避的一个深重问题，也因拆迁悲剧、拆迁冲突频发，旧条例废改为焦灼无望的社会心理提供了一个释缓的窗口。

　　一部曾被普遍担心“难产”的新拆迁法规，再次公开征求意见，算是回应了社会层面的担忧与疑惑，新条例在国家决策里居于何种位置，到底进不进行，可以告一段落。这仍然是个征求意见稿，争议不可避免，但总的来说，取消行政强拆，强制搬迁将由政府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对七类公共利益的界定，补偿金不低于公告之日市价，禁止暴力逼迫拆迁，禁止建设单位参与搬迁，明确地方政府征收程序等，思路趋于明晰，措施趋于细化，显示了进步。

　　但这样的进步应被置于一个客观视野里来看。以取消行政强拆为例，这可以算是最吸引眼球的一个设计。其本义是增强司法权重，在强制拆除之前设置一个程序，以此制衡政府违法野蛮拆迁。理想状态无非两种，一种是法院基于法律事实的判断，能够阻止一些行政强拆，另一种是政府权力为避免进入申请强拆的繁琐程序，而积极与被拆迁人达成合理补偿协议，放弃随意而为，哪一种都为人乐见。

　　然而，这是否会成为一种尴尬？行政随意干涉司法，架空甚至公然越过司法，都已不能算是罕见现象，以拆迁来看，很多案件进入诉讼渠道，但在许多地方司法系统中都处于“不予受理”状态，如此状态下，行政权可以轻易消解司法制衡。司法的独立性不能发挥，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拆出人命的地方，官员果然个个还在”，本就不算稀奇。

　　由此，应当警惕政府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陷入法院成为政府意志执行者的局面。行政强拆就是公权对私权的侵犯，不仅使得公民权利脆弱至极，也使公权自身信用受损。政府向法院申请搬迁的程序设置，如果仍是行政权主动，司法权被动，不信任会扩大，由行政系统向司法系统传导。法律是维护公民权益的最后手段，也是最可依托的手段，连这一渠道也闭塞梗阻，对于地方治理，我想没有什么问题比这更具危机感和不稳定性。

　　正如我们的宪法、物权法对于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早有规定，旧的拆迁条例虽有明显弊端，却也不是以鼓励政府强拆为基本旨意，然而拆迁难题越来越成为难以承受之重。各种回护强拆的逻辑，各种拆迁悲剧所提供的镜鉴，以混杂糅合的状态展示了依法行政处在一种什么水平。

　　法制办在公布的草案说明中表示，条例关系到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何以有这样的定位，我以为这就是说，拆迁问题指向更深层面，比如发展模式、城市化、财税制度、城乡规划制度等，问题充满复杂性、系统性。然而不管怎么定位，作为现实治理问题，其实就是一个权力制约问题，新条例对此有愿望与设计。一个新条例当然不足以“正乾坤”，但其意义正在于，作为一种按法律办事的积极尝试，提示了从行政权以及其他干预性力量的控制下解放司法权的方向，这是解决拆迁问题的一个通道，也是保障各类法律主体基本权利的必经通道，不管我们为此耽搁了多久，绕了多久。(肖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