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推积分制助农民工进城 仍存房价养老等障碍(2)

　　户口以外的“福利”

　　“期待共享公共服务资源”

　　除了“安定”、“归宿感”，入户带给他们的还有“享受与本地人同样教育资源”等期待。

　　37岁的黄龙军通过积分制入户后，他女儿得以通过积分制就读德星小学。他说，前两年，自己最担心的是高昂的赞助费、借读费，以及学校名额不透明和各种“走后门”现象。如今，“起码能找到一种入读公立学校的公平方式”。

　　在中山，通过积分管理办法，2010年共给予了2139名流动人员入户中山待遇,4318名流动人员子女入读公办中小学一年级。

　　惠州荣光精密部件公司人事科长苏俊成功入户惠州后，给妻儿领了随签证后马上办了入学申请，现在小孩不仅能够享受免费教育，还能参加当地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入户的外来工纷纷反映，入户带给他们的好处正是他们最关心的教育、医疗、保险等公共服务待遇。“有了户籍就意味着有了医疗、教育等最基本的保障，人就有了安全感”。

　　如此强烈的公共教育诉求，如此大的公共服务需求，接纳外来工入户的城市现有公共教育资源和公共服务能力是否与之匹配？在推动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的同时，各地在教育、医疗、社保资源等方面准备好了吗？

　　以中山市为例，据中山市教育局统计，目前该市有6.6万名流动人口子女入读公办学校，占流动人口子女总数的40%。以目前中小学人均6000元/年的培养成本、中山市每年解决1万名流动人口子女入读中小学起始年级估算，市财政今年在保持原有的教育投入基础上，需追加5000多万元，以后每年以5000多万元的速度逐年递增，9年后，当流动人口子女覆盖整个义务教育阶段时，中山市在确保本地户籍人口子女入学的前提下，每年至少还得从地方财政中拿出4.5亿元，这并不是每个城市都能轻松做到的。

　　而且，中山市有16万名流动人口子女，目前仍在以每年2万人的规模递增。如果以每校容纳1000人测算，要解决每年新增的2万名流动人口子女入学问题，中山市每年就得同时新建20所学校。

　　其实，如何在城市承载力范围内解决流动人口的民生问题，是多年来中山乃至整个珠三角地区无法绕开的一道现实难题。而解题的速度，在积分制政策加快外来工入户城市步伐之后，变得更加迫切。

　　安家何其难

　　“房价、物价和养老压力太大”

　　刘刚通过入户获得了身份认同，而范杰则不一样。作为一名技术工人，他和妻子每月靠微薄的工资养活家中老少。积分制入户带来的归宿感，只是他们进城梦的第一步。范杰说，从入户当“惠州人”的兴奋感中冷静下来，考虑接孩子到身边，才发现当一名城里人自己有太多条件达不到。他算了一笔账，自己和太太一个月加起来近4000元工资，房租每月500元，如果要买房，不吃不喝“干到干不动了都买不起。”“在城里安家，房价、物价和养老的压力太大了。”

　　范杰还要考虑远在四川农村的父母，由于年轻人少，土地丢荒，种不出粮食，他的经济压力很大。

　　在入户后真正成为“城里人”的，更多的是像刘刚那样“有房子、有企业”的人。这种情形在深圳龙岗的赐昱公司得到印证：公司1.6万名员工中，只有占10%左右的中高层和收入高的技术人员对入户的热情很高。

　　其实，除了孩子入学，农民工入户城镇势必对城市居民养老保障、医疗保险等等社会保障政策提出要求。现行城市居民社会保障制度设计中并没有把外来工完全考虑在内，他们将来的生活和养老等保障是和老家的土地联系在一起的。

　　范杰夫妇入户城市之后，家中的土地就已经交回。将来，他们只能生活在城市，靠着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获得养老和医疗保障等。

　　但问题是，目前这套基于城市人口和城市居民收入设定的城镇居民社会保障政策在新情况下是否适用？如果农民工入户后仍然延续他原来参加的针对企业的农民工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又如何保障他们将来在城市的生活？

　　事实上，广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也考虑到了相关问题。《意见》在住房保障、子女入学等配套制度改革方面做出明确规定，提出为农民工提供农民工公寓和其他住房救助保障服务。农民工自行居住的，用人单位可以给予一定的租金补助；招用农民工较多的用人单位，可以在符合城乡规划并依法取得的企业用地范围内按规定建设农民工宿舍，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在农民工密集地区建设农民工居住小区。

　　专家提出，这样的政策考虑给解决“农民工入户城镇”之后的问题提供了可能。但目前，这些政策还没有以规范的形式进入各级政府工作安排，也没有形成必须的、规范化的投入和操作。农民工入户城市后的生活，还是要靠自身能力解决和适应。

　　广州市社科院城市管理研究所所长黄石鼎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由于生活环境、知识文化各方面的原因，在技能素质、思想观念上更加渴望进入、融入城市并获得认同，更加渴望转变为“市民”，在城市稳定地工作、生活。他说：“新的积分入户模式为他们提供了新出路，增强农民工的归属感和积极性，是户籍制度松绑的新思路，同时也要求城市本身必须承担更大的义务和责任。” 邓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