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3日，郑向阳第一次参加大同镇党委会议。与他同坐的，是该镇镇长、书记等几名乡镇领导。作为成都巨石集团总经理，他在会上没怎么发言。

　　对于郑向阳被青白江区委组织部任命为兼职党委委员，社会上疑惑顿生，“私营企业主是否会利用职权为自己企业谋利”，“兼职委员的选举程序是否规范”。

　　“这个做法确实有些大胆，不合常规。”祝强说。

　　祝强是青白江区委组织部组织一科科长。该区组织部是此次试点的发起者。“从未有过一个企业家成为乡镇党委委员。郑向阳打破了组织惯例。”

　　据介绍，青白江区委组织部此次试点的初衷是，让企业更好地了解政府决策，同时推动非公企业党建，加强政治引导。

　　民企老总兼职镇党委

　　虽然身为党委委员，但郑向阳仍不是公务员，人事组织关系也没有变，且按照相关规定，党委委员在讨论涉及与本人、亲属或其企业切身利益相关的事项时，必须回避。

　　郑向阳所在的巨石成都公司在青白江工业区的入口处，距离大同镇党委政府不过百米。这家生产玻璃纤维的企业是大同镇的经济招牌。

　　总经理郑向阳有着近13年的党龄，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四川省第九届党代会代表和成都市第十一届党代会代表。

　　今年上半年，青白江区委组织部在一次非公企业党建联席会上提出“非公企业党组织负责人兼任乡镇党委委员”的改革试点。

　　区委组织部很快确定了“由乡镇推荐候选人，组织部逐个考察，区常委会票选表决”的产生办法。

　　此后，各乡镇党委推荐了9名非公企业候选人。经区委组织部审查、考核，最后投票产生了1名乡镇党委委员———郑向阳。

　　“既然区里说这样做可以加强企业和政府的联系，作为党员，我就服从和接受。”郑向阳见了记者就摆手，拒绝对自己成为兼职委员发表意见。

　　“兼职委员不拿工资，没有日常分管的具体工作，但是要参加每一次的乡镇党委会。”祝强说。

　　青白江区委组织部副部长罗春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郑向阳的身份不是公务员，人事组织关系并没有变，“他的主要精力还在企业方面，且按照相关规定，党委委员在讨论涉及与本人、亲属或其企业切身利益相关的事项时，应当回避，郑向阳也不例外”。

　　无力成为“红顶商人”

　　虽然郑向阳在党委会议上享有知情权、建议权、投票权，但由于党委政府党政交叉，是一个完全的执行机构，所以郑向阳很难利用党委关系为企业谋私利。

　　在青白江区委组织部的规划中，吸收郑向阳进入乡镇党委是为了赋予企业更多知情权。祝强说，“规划方案、党代会报告不但不要保密，还应该向企业家公开，不止是兼职委员要知道，其他企业家也要让他们知道，要打造一个透明的、服务型的基层党委政府。”

　　祝强认为，企业对党委政府的规划有知情权，比如工业区的规划面积、位置和进度，包括城市规划，在讨论的过程中就可以参与，而不是事后才知道。

　　“对于党委政府的重要规划和政策，他们有知情权，对于一些重大决策，他们有建议权和投票权。”祝强说。

　　8月23日，郑向阳参加了党委会议，1名镇长、2名副镇长和1名书记等7名委员一起讨论该镇的拆迁和劳动力就业分配问题。会议上希望，巨石集团能为该镇村民提供更多服务岗位。

　　在常务副镇长辜继松的印象里，郑向阳没怎么发言。“不过在劳动力安置上，郑向阳表示巨石集团会配合党委政府优先为本地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

　　对于郑向阳参加乡镇党委会有多大作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博士尹冬华心存疑惑，“和区党委不同，乡镇党委属于不折不扣的执行机构。”

　　作为最低一级的政权机构，乡镇科层结构的突出特点就是党委、政府、人大等分工不明确，鼓励党政交叉任职。上级有任务，乡镇党委政府一起承担。

　　“民企老总进入党委，可以对政府的执行细节有所了解。”尹冬华说，民营企业还能通过乡镇党委会，快捷地将企业的情况反映到区县党委政府等决策机构中，“这比通过人大写材料汇报等要快得多。”

　　祝强认为此次基层党组织建设试点限定在乡镇党委，也就是因为考虑这级党委权力有限，“一旦效果不好可以马上改回来，上升到县区力度就太大了。”

　　虽然作为乡镇党委委员的权力有限，但仍很快有评论质疑郑向阳是否会成为变相的“红顶商人”。

　　“乡镇党委主要是公共服务，并没有审批权，更像是一个贯彻政策的执行层，所以不太可能出现上述问题。”城厢镇党委副书记瞿泽良说。

　　郑向阳对试点作用的有限心知肚明，他说，“巨石成都公司在规划生产上，一般和区级、市级党委政府打交道较多，原本和乡镇一级党委也没太多合作。”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