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类型人民调解组织纷纷涌现，人民调解员素质不断提高，人民调解范围日益拓宽……人民调解已渐渐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来自司法部的信息显示，全国人民调解组织每年平均调解大量的民间纠纷，其中列入统计的疑难复杂民间纠纷达600余万件，平均相当于全国人民法院一审民事受案数的2倍左右，成为深受人民群众欢迎的解决矛盾纠纷的方式，被国外誉为“东方经验”、“东方一枝花”。

　　然而，目前我国的宪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对人民调解虽有明确规定，但较为笼统、原则，缺少对调解范围、调解程序、调解书效力等内容的明确规定，在实际工作中可操作性较差。现有法律法规中有关调解规定的分散性，也影响了社会公众对调解的系统认识和全面了解，导致这一方式未能充分发挥应有作用。

　　值得欣喜的是，记者今天从司法部获悉，人民调解法已进入立法程序，去年年底前，司法部已向国务院法制办呈交人民调解法草案，一部专门的人民调解法呼之欲出。

　　调解纠纷范围广泛立法时机成熟

　　人民调解立法工作的启动要追溯到13年前。

　　1995年，司法部根据八届全国人大和政协的提议，开始了人民调解工作立法的准备工作。从八届人大开始，每年全国人大代表都提出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立法议案，全国政协两次组织人民调解法的立法调研。

　　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约束力也作出了相关解释。200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2002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了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约束力：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协议。

　　与此同时，司法部出台了《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青海、陕西、安徽、湖北、重庆、宁夏等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颁布了《人民调解工作条例》，对人民调解法的立法起到了指引和铺垫作用。

　　目前，全国村(居)民委员会、乡镇街道已基本建立健全人民调解委员会，企事业单位和区域性、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有了新的发展，一些地方探索建立了面向社会服务的职业化、专业化的人民调解委员会。

　　人民调解员队伍素质明显提高，一大批律师、法学工作者、专业技术人员和离退休的法官、检察官担任人民调解员，充实人民调解队伍。许多地方实行了首席调解员制度、考试考核持证上岗制度；一大批人民调解员当选为人民陪审员。

　　调解纠纷的范围更为广泛，涉及到公民与公民、公民与法人、公民与其他社会组织和法人与法人之间的有关人身和财产权益纠纷，有的地方调解组织还调解了轻微刑事纠纷、刑事自诉纠纷和刑事附带民事纠纷。

　　各地工作机制不断创新，实现了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衔接配合，成为法院受理简单民事纠纷的前置程序，并参与了诉讼调解和执行。

　　人民调解工作的实践发展，表明了人民调解立法时机的成熟。

　　民间调解统一纳入人民调解范畴

　　目前，人民调解仅指依法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但是实践的发展，已经远远突破了传统人民调解定义的束缚，组织上也已经突破了单纯群众自治组织的局限性。各地都出现了一些新兴的调解组织和形式，不仅有村居调委会、乡镇街道调委会、企事业单位调委会，大型集贸市场调委会、行政接边地区调委会、房地产纠纷调委会、消费者协会调委会等纷纷涌现。有的地方还探索在公安派出所、人民法院和社区服务窗口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

　　“人民调解法将科学界定人民调解的概念与性质，将仲裁之外的上述民间调解统一纳入人民调解范畴。”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解释说，上述调解组织是适应新形势，为及时有效化解各种矛盾纠纷应运而生的，他们虽然不是自治组织，但在组织形式、调解方法等方面与人民调解并无区别，是人民调解制度在新形势下的新发展。

　　在村居、乡镇街道、企业事业单位、集贸市场调解组织基础上，把带有行业特点的专业化、职业化的调解组织，如经济纠纷调解委员会、消费纠纷调解委员会、房地产、建筑纠纷调解委员会、家事纠纷调解委员会以及医疗纠纷、交通事故纠纷调解委员会统一到人民调解范畴，不仅有利于我国民间调解制度的统一、规范，而且有利于发挥民间调解的整体功能与作用。

　　此次立法还将同时考虑对不同形式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在设立条件、人员组成、管理模式、内部制度等方面分别作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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