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23个单位征求意见

　　在白皮书起草过程中，周成奎副会长多次主持召开起草小组会议，广泛听取专家学者意见，反复修改和论证，数易其稿。2007年5月，白皮书初稿完成，上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编写工作的第一阶段完成。

　　随后，国新办将白皮书初稿发送23家机关和科研单位，广泛听取意见。此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法研究室主任常纪文看到了这份初稿。他对记者说：“法学所所长李林召集所里40岁以下的中青年学者对初稿进行讨论，要求仔细研究提出意见。”

　　常纪文和法理学研究室副主任胡水君两人对这份初稿研究之后，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引起了中国法学会的重视。在此后进行的第二阶段修订工作中，法学会推荐这两位学者加入白皮书编写组。

　　2007年9月，蒋立山教授接到通知，要对白皮书的初稿进行修订，这次修订编写成员要“集中起来”。蒋立山特别停了两天的课。此时，常纪文和胡水君也接到同样的通知。他们3人成为白皮书第二阶段修订的执笔人。

　　“初稿信息量大，全面、缜密，修订时确定的原则是，大的框架不动，依据原稿，修改部分内容，补充一些内容。后来在依法行政与建设法治政府、人权保障等章节补充了一些内容。此外，变动比较大的就是标题，标题改动的频率高，大家在文字上面总考虑更好的表述方式。”常纪文说。

　　虽然专家谈到修改工作的细节时轻描淡写，但其实修订工作常常为了确定一个字和一个词语的用法而花上几天时间。周成奎副会长给记者举例说：“白皮书用语必须要严谨。比如，‘根据法律’和‘依据法律’，看上去两个词没有很大区别，但在宪法上的提法是‘依据’，立法法上的提法是‘根据’，两部法律不统一，我们写白皮书究竟应该用哪个？我们认真地查阅了宪法和有关法律，同样的问题还有很多。”

　　此外，编写者在国家法律体系的阐述上也颇费心机，与以往的法律教材完全不同。此前，对于我国法律体系是否应归纳为“三个层次、七个部门法”，法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周成奎副会长说：“白皮书撰写中，如果分门别类逐一介绍7个法律部门，那就成了教科书。最后，我们决定先讲体系再讲重点。每个部分也不全讲，也是点面结合。这样针对国内外读者最关心的问题，效果是好的。”

　　本着精益求精的原则，打磨后的修改稿上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后，由国新办再次发送到各机关单位，征求意见。“反馈回来的意见非常多。第二次征求意见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反馈来意见。我们后来在终稿中很多地方体现了对这些意见的采纳。”蒋立山告诉本报记者。

　　“比如，‘转型期’这个词的运用就是听取了反馈意见而修改的。还有在历史回顾中，如何评价建国前的法律建设，终稿采纳了较多的反馈意见。比如，将清末民国的法制现代化努力的结果由‘走不通’改成‘归于失败’，这样的语言更符合周会长说的语言原则。”蒋立山说。

　　一字之差

　　“从‘法制’到‘法治’，一字之差，却几乎成为整个编写过程中最大的争论点。”常纪文对记者说。与修改细节比起来，白皮书进入修订第二阶段，最大的变化是名称。在这次修订中，白皮书最终变更成《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

　　周成奎副会长告诉记者，编写最开始阶段倾向于用“法制”，是出于编写的技术性考虑。“当时有两点理由。一是，‘法治’既包括法律制度也包括法律实施，那么如果是写‘法治建设’，这部白皮书将庞大无比，也会与我国之前已经发表的很多白皮书在内容上出现重复。二是，‘法制’侧重于制度介绍，而这恰恰是国外社会所不了解甚至有误解的地方。”

　　基于这样的考虑，白皮书在报送国新办的初稿中定名为“法制建设”白皮书，直到国新办第一次征询意见稿，这个名称仍没有改变。但在国新办第二次征求意见时，国新办决定采纳大家的意见，白皮书更名为“法治建设”白皮书。

　　“为什么后来采纳用‘法治’呢？因为在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报告上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如果只讲法律制度不讲法律实施的情况，不足以全面表现我国30年来法律建设的成果。我们采纳了这个意见。在技术上，对过去发表过的白皮书涉及的内容，可以适当简化和压缩。‘依法行政’、‘司法制度’章节，则增加了法律实施的内容。”周会长说。

　　名称更改后，蒋立山、常纪文、胡水君3位学者重新将白皮书内容进行了梳理。最开始，每人负责3章内容，之后，3个人共同审稿。蒋立山告诉记者：“从‘法制’到‘法治’，难操作的不是补充法律实施情况的数据，而是怎么从理论框架上、脉络上将法律实施贯穿进去，这可能需要更多的理论性研究做铺垫。”蒋立山感到，目前法学界对这种宏观的框架理论研究不足，这直接导致常纪文所说的，“我们经常为逻辑、结构和词语问题而争辩。”

　　归功于集体智慧

　　2月28日，《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正式对外发表。这部我国建国以来首部关于法治建设方面的白皮书终于问世。

　　“我们为什么需要一部法治白皮书？第一，我们要让国际社会正确了解中国30年来的法律建设的情况，消除误解。第二，国内虽然经过了若干个‘五年’的普法工作，但全面系统了解法律建设情况的人还不多。第三，30年来我们所取得的成就需要回顾和总结。第四，中国社会缺乏民主与法治传统，这是一个提高全社会法律意识、进行法治教育的良好契机。”周成奎副会长总结说。

　　周成奎副会长将这部白皮书的成功完成归功于集体的智慧。他说：“白皮书的起草由国新办牵头，由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协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等多个部门参与，先后集中了国内法学界、法律界的30多位著名专家学者参加撰写。白皮书的框架和初稿在形成过程中，广泛征求了各部门、各方面的意见，进行了反复讨论和论证。白皮书初稿形成后，在国务院新闻办主持下又两次征求了20多个中央有关部门和法学科研单位的意见，并根据各部门提出的意见反复认真修改，形成最终的发表稿。整个过程集中了方方面面的力量，凝聚了很多人的心血。”

　　常纪文参与编写的最大感受是“法学、法律工作者的负责任的态度以及中国法学会严谨、开放的学术态度”。蒋立山副教授在编写之后，对白皮书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他认为，白皮书在法律思想性上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编写白皮书，不同于草拟部门法的法律条文。草拟法律要用法律语言，讲求严谨，而白皮书是借助于新闻手段取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因此语言要有震撼力。对这两者完全是不同的感受。”蒋立山说。

　　“编写白皮书，不是编写教科书，也不是进行学术探讨，所以不能强调编写者个人的学术观点。白皮书是站在政府立场上，代表政府对外宣示。这是在编写时，我们特别强调的。”周成奎副会长说。(记者 袁婷 王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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