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美国对中国观念中的权力和争霸导向有所不同，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对于欧洲人看中国有一定的影响。笔者3月初应邀在哥本哈根商学院演讲之后，主持人带我到该市历史最悠久、建立于1720年的“小药师”餐馆就餐，餐厅里挂的有关海洋贸易的油画凸显了丹麦的商业传统。我还参加了由丹麦亚洲商业论坛主办的一个小型讲座，地点是在由东亚细亚公司创办人H.N. Andersen1898年建的亚洲屋(Asia House)；古色古香的原木结构、亚洲色彩的摆设品和历史照片使人联想起一个多世纪前这个遥远的北欧国家与中国的贸易交往。

　　主讲人是丹麦驻中国前大使白慕申(ChristopherBo Bramsen)，他从其祖父在1902年加入东亚细亚公司并被派驻上海的家族史说起，纵论中国的历史与现在。他以中国的八仙过海来形容影响当代中国的八个主题，包括经济增长与政治稳定、中国人深重的历史观和对权威的注重、中国人通过协商达成共识与欧洲人强调个人的主体性之异同、中国人观念与行为的灵活性和实用性等等。我想，这种历史感和文化意识有助于减少空间距离所产生的雾里看花的缺憾。

　　当然，西方对中国观念的改变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巨大变化以及欧洲对自身发展模式某些方面的反思。二月底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三号航站的启用成为不少英国媒体的头条新闻，由于伦敦是2012年奥运会的主办地，而新航站被看作是北京在奥运期间迎接游人的门户，英国媒体都不约而同地拿伦敦希斯罗机场五号航站跟北京三号航站楼相比。它们无一例外的都在报道中显示出对北京新航站楼的规模--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戴顶建筑--的惊叹，不过，中国人的效率更让英国媒体自叹不如。英国建筑大师、三号航站楼的设计者诺曼•福斯特(他也是希思罗机场五号航站的设计者)说，“欧洲的城市化过程用了200多年，中国只用了20年。”而中国已经设法在四年内设计并建造一座面积是希思罗机场两倍的新机场，所用的时间却比希思罗规划咨询的时间还少。

　　未来学家对中国模式的反思

　　英国《独立报》副主编、著名未来学家Hamish McRae就此撰文表示，“我们要把事件放到我们自己的经济辩论背景下看待，尝试看看我们可以从中国经验中学到什么。这样一个高知名度的项目聘请一位英国建筑师，这个事实就说明中国准备向我们学习。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尝试向他们学习呢？”

　　他一方面批评中国经济发展“有一种我们不能也不该容忍的野蛮性”(如强制拆迁)，另一方面则认为中国所提供的有益的教训就是“必须平衡个人和群体权利”。他说，希思罗五号航楼的开发受到阻拦，数千名示威者的个人权利得到保护，但超过一亿旅客的群体权利没有得到尊重，由于延误，他们在机场有过糟糕的经验。他还表示，“个人权利在中国得不到充分尊重。但在我看来，我们自己的平衡也并不正确。当然，个人非常重要，但更广的社会也很重要……对很多人而言，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同样重要”。

　　其实，个人凌驾于还是从属于社会一直是界定东西方差异的一个重要指标。Hamish McRae的反思当然不表示中国模式被西方普遍接受，但是他的看法与2004年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雷默(Joshua Ramo)所提出的“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有某些相似之处。他认为，“北京共识”强调解决问题应因事而异，灵活应对，不求统一标准，它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求、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它不仅适合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足可效仿的成功榜样。

　　总之，在日益加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也逐渐从硬实力扩展到软实力。中国模式能否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并真正成为广为认可的共识，最终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够有效地和制度性的解决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之间的关系。中国政府在去年将经济发展目标由过去的“又快又好”改为“又好又快”或许就是这种尝试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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