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因素】 民意纳入绩效评估

　　4月12日，湛江一年一度的县委书记向市委全委会述职首次通过网络和电视向社会直播，11名县委书记的述职材料在4天前已挂到网上接受网民“拍砖”。根据本报记者确认的信息，在新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中，湛江的试点有望在全省铺开，即党领导向党代表大会、政府领导向人民代表大会述职。但基于国情，这一改革将只在县一级开展。

　　“民意肯定会成为重要的政绩考核指标。”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任剑涛对此并无疑虑，但他关心的是民意的表达通道到底通过何种方式建构。4月17日，汪洋会见26名网友的举动广受关注，但任剑涛将其评价为“偶发性而非制度性的模式”。他提醒记者注意，汪洋在讲话中专门提到在网上看到5000多条留给自己的留言，“这么多条留言,靠我一个人是不行的，要靠制度”。

　　按照现有设计，民意被纳入绩效评估将有几种固定通道，如定期发放问卷和机构调查，“当然问卷的设计和抽样发放都必须科学，而调查也将委托与政府独立的中介机构来完成。”对于改革可能遭遇的阻力，方案的制定者们已有充分准备。任剑涛说，“目前来看省委的决心很大，但是这次改革触及范围太深，因此最终能怎样落实，我们只能说还有待观察。”(记者 李静睿)

　　- 对话

　　广东省委党校副校长陈鸿宇

　　“解放思想调查阶段已结束”

　　陈鸿宇称核心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还权于民需先搭“桥梁”

　　陈鸿宇现在有一个冗长的头衔——“广东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学习讨论小组办公室成员”。这个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亲任组长的讨论小组在过去半年中，吸引了各方舆论的注目。

　　虽然对这一轮讨论是否能称为“第三次思想大解放”尚心存疑虑，但陈鸿宇依然认为，广东正在探索的对即有发展模式进行调整甚至重建的历程，将为整个中国全局提供改革范式。

　　广东尚需自行探索

　　新京报：广东省对于这一轮解放思想是怎样布局的？

　　陈鸿宇(以下简称为陈)：汪洋去年12月25日在省委十届二次全会上第一次全面提出思想解放。在此之前若干次的视察中，他也已经透露要解放思想的意图。今年1月4日，广东社会科学界的专家第一次和汪洋座谈，汪洋的思路很清晰，这次解放思想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是学习宣传发动阶段，从去年12月25日到3月初已经完成了，从各方反应来看，反馈回来的信息还都是正面的；第二阶段是全面深入调查，省委布置了十二个大的调研课题，由省领导直接牵头，这次调查在5月结束，目前来看调查非常扎实；第三个阶段就是落实各项部署，到时候会有一系列具体改革措施出台。

　　新京报：我们都很关心这一轮改革是否经过中央授意？

　　陈：尽管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上曾专门来广东团肯定思想解放，但是中央的态度不会具体到某一个改革项目。首先还是要广东自行探索，然后再考虑是否有可能在全国铺开。现在和前两次思想解放时的社会土壤有很大不同，我认为很难出现前两次那样举国呼应的情况。

　　考核新政为其他决策护航

　　新京报：汪洋曾表示深圳不会成为一个“政治特区”，有理论界的人士将此理解为本轮思想解放不涉及到政治领域，这似乎和前两次思想解放有很大不同？

　　陈：在中国的现状下，政治和经济不能区分得特别清楚，我们说第一次思想解放是解决姓社姓资问题，第二次解决姓公姓私问题，看起来似乎都是政治问题，但第一次思想解放还是从一个哲学命题开端(指真理标准讨论)，但是最后的落实还是从经济上打开突破口。

　　新京报：广东的这一轮思想解放的落脚点是什么？

　　陈：这个一开始就是非常明确的，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具体一点就是解决路径依赖的问题，表面来看也是经济问题。但是不能唯经济来看经济，用正规的话语来说，还是探索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再比如，新的领导干部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很快会完成初稿，这是本次思想解放很重要的一步决策，是为其他决策护航的。

　　新京报：周瑞金(曾以“皇甫平”的名义发表《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文章)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曾说，这一轮思想解放的核心应“还权于民”，但从目前广东的部署来看，似乎还没有触及这一点？比如南沙的石化项目广受争议，当中的公众权利到底在哪里体现？

　　陈：周老师来广东也谈到过这个，他的观点是很鲜明的，但是我认为“还权于民”需要具体的载体，你说南沙这个项目和“还权于民”这样的概念有关系，只是中间还有很多“桥梁”。现在我们需要做的首先是搭建“桥梁”，不然就失去了谈论这个问题的实质意义。

　　新京报：“还权于民”是否意味着调整现有利益格局？

　　陈：肯定需要调整，但是我不赞成“既得利益者”这个概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得到利益的肯定是大多数人，所以我说这些步骤都需要有序推进，对各种群体要清晰划分，一哄而上只会扰乱改革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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