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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南极科考队员最大的考验不仅仅是极地高海拔地区的寒冷、缺氧、暴风雪，还有与世隔绝的茫茫冰原给人内心造成的紧张、焦虑和孤独

　　4月15日，“雪龙”号抵达上海。随着这艘极地科考船的返航，中国第24次南极考察也落下帷幕。

　　在这次科考中，有17个人最为引人注目。由他们组成的南极内陆冰盖考察队，继2005年1月18日中国在人类历史上首次从地面到达南极最高点“冰穹A”之后，再一次成功登上南极内陆的“冰盖之巅”。

　　如果说上一次是为了实现登顶，那么这一次，除了克服同样的登顶困难之外，冰盖考察队还需要在沿途和“冰穹A”展开考察，为中国在南极最高点建立第三个科考站做选址准备。

　　从海拔200多米的南极冰盖边缘，到海拔4093米的“冰穹A”，再回到200多米的冰盖边缘，17个人在这颗星球环境最为极端的顶点，用了整整50天，走了一个来回。

　　往返2600多公里的路程似乎并不算长。途中，极地高海拔地区的寒冷、缺氧、暴风雪，是他们不难预料的困难，但那片几近与世隔绝的茫茫冰原，给人内心造成的紧张、焦虑和孤独，不身临其境的人们难以感同身受。

　　这是一段寂寞的旅程，尽管背后有无数人的关注;这也是一段焦躁、难熬的旅程，尽管使命光荣。

　　为“老白”干杯

　　整个南极大陆95%以上的面积，都被厚厚的冰雪所覆盖，犹如扣上了一顶巨大的“帽子”，被称为“冰盖”，而冰盖的最高点就是“冰穹A”。

　　“冰穹A”在南极大陆，就好比亚欧大陆上的珠穆朗玛峰。那里不仅气温低(年平均气温为-58.4℃，是地球最冷的地方之一)，而且空气稀薄，所以也被称为“人类不可接近之极”。

　　为了适应高原的缺氧环境，出发前，队员们曾被专门拉到西藏进行集训。在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每天徒步行走几十公里的山路。然后，测量心肺功能的各项指标，看是否适应。事实上，此前他们已经接受了极为严格的体检。冰盖考察队随队记者、来自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刘晨记得，体检时“光血就抽了8管”。

　　刘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南极冰盖虽然海拔比青藏高原低，但由于缺少植被，冰盖上的含氧量要低得多。尽管如此，刘晨仍认为，两个星期的集训非常必要。因为，它给了队员们互相了解，初步磨合的一个机会。

　　到了冰盖上，队员们才意识到相互之间的默契是多么的重要。刘晨说：“你会发现，这个集体的每个成员，都是相互支撑的。在那种环境下，单纯从个人的角度，已经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个人的一点小问题，如果没有大家的帮衬，都可能变成大麻烦。”

　　在这个过程中，所有队员建立起来的友谊可以说都是生死之交，甚至包括后来没能参加科考的“老白”。“老白”是这支队伍在西藏集训期间，由于身体原因被淘汰的唯一一名队员。2008年1月12日，当冰盖考察队成功登顶后，17人在庆祝时仍没有忘记未能同行的队友，还为“老白”专门干了一杯。

　　在踏上冰盖前，最后的准备工作是物资的集结。

　　此次冰盖考察，一共装备了5辆雪地车，包括3辆PB系列车和两辆卡特车，拖拽的物资则包括两个居住舱、1个生活舱、1个发电舱、1个食品集装箱，以及满满4个雪橇的科考物资和燃油。当车队在冰盖上行驶时，远远望去，就像是一列前进中的列车，颇为壮观。

　　雪地车是一种专门设计在冰雪上行驶的车辆，具有履带，牵引能力很强。但它的舞台也仅限于冰盖，在裸露的岩石上，它是无法拖拽物资前进的。因此，每次冰盖考察之前，都需要先把物资运送到冰盖边缘适合雪地车行走的出发基地集结。

　　这次，出发基地选在离中山站200多公里的冰盖边缘上。总共140吨的物资，全部用直升飞机一趟一趟空运过去。为了节省时间，直升飞机在出发基地不着陆，而是悬在空中，用绳索将物资放下。

　　“场面就像许多大片中看到的一样，只不过下来的不是人。”刘晨说，“东西一着陆，我们马上冲上去摘掉挂钩，冰雪打在脸上，眼睛都睁不开。”

　　“只要车能动，什么都好办”

　　从2007年12月22日出发，到2008年1月12日达到“冰穹A”。冰盖考察队在冰盖上行驶了22天。

　　在这段日子里，队员们大多是白天赶路，晚上休息。为了节省时间，一天只做两顿饭，早饭和晚饭。中午不停车，饿了就吃随身携带的糕点、八宝粥。

　　每天在雪地车狭窄的驾驶室里，坐10多个小时，对每个人都是不小的考验。冰盖考察队队员、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所程晓博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路上最高兴的就是中途加油，可以下来活动活动。”

　　在行驶过程中，队员们最担心的是雪地车出故障。“只要车能动，什么都好办，”程晓说，“如果车不能动，在那种环境下，我们将一筹莫展。”但在没有路的南极冰盖，最容易出问题的也恰恰是车辆。因此，能否及时地排除故障，就显得格外重要。

　　这或许也是机械师为什么在南极格外受尊敬的原因。他们不仅要驾驶雪地车，而且还负责修理和维护。在很多时候，机械师是考察任务能否顺利完成的决定因素，也是队员们摆脱困境的希望所在。

　　晚上扎营，是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

　　这时，机械师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雪地车履带上残留的冰雪除掉。否则，这些冰疙瘩经过一夜的低温，第二天会硬得像石头，在车辆行驶时损坏车辆。负责发电的队员，会启动发电舱，给生活舱、居住舱供电，提高舱内的温度，便于队员们晚上休息。厨师班则要抓紧时间做饭。

　　做饭前，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是挖雪，然后融化，为整个营地提供水源。不过和许多人想象中的相反，在冰盖上挖雪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极度寒冷的低温，使得冰盖表面的冰雪非常坚硬。暴风雪吹噬而成的雪垄，可以像锋利的刀子一样，割断雪地车履带上的橡胶带。这也是雪地车一路颠簸的原因。尽管车底和座位下均设计了减震装备，但剧烈的颠簸常常把队员们高高地抛起，脑袋狠狠地撞在车顶上。

　　面对这样坚硬的冰面，铆足劲，一锹下去，往往也只能挖三四厘米深。不过，挖雪的队员后来慢慢发现，雪地车经过的地方，雪比较松。履带的翻挖，为他们每天挖满6大桶雪，着实省下了不少气力。这些雪就是队员们的全部用水，既要做饭，也要饮用、刷牙。

　　多数时候，早晚饭是密封包装的方便米饭和炒菜。饭菜事先已经做熟，食用时用微波炉加热即可。但不幸的是，不久两台微波炉就在颠簸中“报销”了，只能靠一个煤气锅热饭。由于缺氧，煤气不能充分燃烧，“火苗的颜色都不对，”刘晨回忆说。在这种情况下，水只能烧到七八十度，米饭根本热不透，“吃起来和夹生饭没什么两样。”

　　晚上，15名队员在居住舱休息，另外两人睡在生活舱。居住舱内像一个小宿舍，有四张带上下铺的床，一人一个铺。生活舱主要用于做饭、吃饭和开会。由于缺水，队员们是不能洗脸、洗脚的，更谈不上洗澡。只能偶尔洗洗头，因此不少队员都剃了光头，省去了麻烦。

　　每天，队员们只能用一两块湿纸巾，抹一抹脸和脚。尽管南极很干净，但时间一长，居住舱里的味道还是很重，与舱外形成强烈的反差。

　　“在那里，人太渺小了”

　　2008年1月12日14时45分，冰盖考察队成功到达冰穹A。队员们都非常兴奋，举行了升国旗仪式，并在穹顶竖起了一座纪念雕塑“华夏苍穹”。

　　这座由黄铜铸成的雕塑，上部为司南，下部是石琮。石琮是中国古代祭祀用的大礼器之一，内圆外方。整座雕塑高1.6米，重180公斤，上面刻了24个篆体文字，正面为“华夏苍穹南极巨人”，两侧分别为“和平科学利用南极”和“造福人类振兴中华”。

　　与其他大陆的最高点不同，南极之巅并没有陡峭的山峰，而是一片平坦而空旷的冰盖。程晓说，在“冰穹A”方圆几十公里范围内，景色没有任何区别，都是白茫茫的一片，海拔高度相差不到10米。

　　在冰盖之巅，队员们选择的宿营地离“冰穹A”大约有7公里。之所以在这安营扎寨，是因为考察队将以此为中心，划出一个长200公里、宽30公里的矩形区域。在这个区域的边界上，每隔5公里，布设一个用于观测冰盖运动的花杆，队员们称其为“中国墙”。

　　“冰穹A”之所以被国际公认为南极科学研究的制高点，是该区域具有独特的穹状顶部地形特征，被认为是研究南极冰盖形成与演化最理想的场所，最具潜力获取最古老冰芯的钻取地点。可以说，“中国墙”正是把这一区域圈入其中，规划中的中国南极内陆站也将建在“围墙”之内。

　　构建“中国墙”非常不易，5名队员为此险些牺牲。

　　登顶后的第二天，队长孙波带领4名队员，驾驶一辆雪地车去构建“中国墙”。但在距离营地100公里处，车辆电力系统瘫痪，他们在零下三四十度的冰盖上寸步难行。接到求助后，副队长徐霞兴立即带领6名考察队员前往营救。

　　能否营救成功，大家谁也没有把握。第一，导航有困难。当时，GPS导航仪均在被困队员手里，留下的唯一一台工作不正常。如果导航出现一点点偏差，营救车队就很可能与被困队员，在茫茫冰原上擦肩而过；第二，整个队伍被分置三地。如果营救车辆再出现故障，营地已没有能力再去救援；第三，时间紧迫。如果遇上暴风雪或是白化天，无法取暖的被困队员能够坚持多久？

　　幸运的是，在等待8个多小时后，被困队员终于盼到了营救车辆。“在那里，生存是第一位的。”参加营救的程晓事后回忆说，“与冰盖上自然条件的恶劣与强大相比，人太渺小了。”

　　“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家”

　　尽管冰盖上环境恶劣、工作繁重，但队员们仍不忘苦中作乐，留下了不少快乐的回忆。

　　由于长期吃不到新鲜蔬菜和水果，一看到罐头、方便米饭等快餐食品，大家就反胃，难以下咽。但每天的长途跋涉和高强度的考察工作，会把队员们弄得疲惫不堪。“再加上强烈的孤独感，以及随时可能面临的未知情况，大伙的心情都不好。”刘晨说，“如果这时能吃到一顿好的饭菜，真是再重要不过了。我们经常能感到，如果哪天的饭菜换了花样，大家的心情也会好很多，在一起聊天时都能体现出来。”

　　为此，厨师班总是绞尽脑汁，变着法儿地改善伙食，提高大家的食欲。有一次，几个队员突发奇想，决定做葱油饼给大伙吃。

　　于是，有人和面擀面，有人去找脱水葱花，还有人在电池炉上热油锅。没想到，几个人七手八脚的一阵折腾，居然在南极“冰盖之巅”飘出葱油饼的香味。一位队员兴奋地用竹竿串上四五张刚出锅的葱油饼，准备出去“招摇”一圈，向在外面工作的队员炫耀，还没走到一半，葱油饼就被队员们哄抢光了。

　　最难忘的一顿饭，要数在返回途中为老机械师崔鹏惠举行的生日宴了。当时，离中山站不到600公里，可以说胜利在望，大家心情都非常好。宿营后，几个队员们背着老崔用冰雪做了个生日蛋糕，上面涂上牛奶和蜂蜜，还写了几个字“崔哥，生日快乐”。晚饭时，大伙儿把蛋糕端上来，令老崔很感动。接着，16个人轮流给他敬酒。

　　“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家……”这晚大家一起高声唱起了阎维文的《说句心里话》。窗外冰雪交加，舱内歌声激昂。所有人积攒了近两个月的情绪，此刻全部迸发出来。唱完后，17个大男人抱头痛哭。每个人还一边哭，一边讲了很多心里话，开心的，不开心的，统统说了出来——或许是这段旅程太艰难了；或许是紧绷的神经终于可以放松了；也或许是他们开始留恋这块土地了。

　　在很多人看来，冰盖考察队员们的经历让人羡慕，他们的壮举也足够令人敬佩，称得上英雄。“实际上，他们身上更多是一些朴素、平淡的东西。”刘晨说。谈到此行的最大收获，刘晨并不急于总结，“现在还没有完全把心情从南极拉回来，不是因为兴奋，而是许多东西要放一放，需要时间去沉淀。”(蔡如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