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政府”三大系统：为分裂活动提供组织保障

　　达赖集团所谓的“流亡政府”分为三大系统：达赖喇嘛秘书处、“噶厦政府”和“西藏人民会议”。过去数十年中虽有部分改变和调整，但其组织机构基本框架并没有大的改变。

　　达赖喇嘛秘书处就是旧西藏时的“译仓”，又称达赖喇嘛私人秘书处，或称达赖喇嘛办公室。旧西藏的“译仓”隶属噶厦并受达赖的总堪布领导，如今的“译仓”则由达赖直接领导和指挥，是达赖集团重要的决策和权力机关，实际权力超过旧西藏“译仓”。噶厦的重大事项必须通过“译仓”呈报达赖喇嘛，“噶厦政府”的主要公文、政令要经“译仓”审核、盖章方能生效。

　　达赖秘书处还负责处理达赖的私人事务，如为其起草讲话稿，安排日常活动，奉命为其发表声明、接见记者等。

　　专家指出，“噶厦”是达赖集团“流亡政府”的行政管理中枢即“内阁”。“噶厦”之名是清朝中央政府钦定的，1959年3月28日，国务院发布命令解散“噶厦”，标志着“噶厦”从那时起即为非法组织。

　　根据“流亡藏人宪法”，“噶厦”应设8名“噶伦”，通过投票选举产生，“噶伦”任期5年。几经改组，一些接受了西方教育的藏族青年当上了原来只有贵族才有资格担任的“噶伦”。

　　专家介绍，达赖集团自1959年叛逃至今共组建了13届“流亡政府”。目前有7个“噶伦”，首席“噶伦”是桑东。“流亡政府”目前下设20多个部门和单位，包括内政部、财政部、安全部、外交与新闻部、宗教与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等7个部和其他下属单位，共有从业人员2900多人。

　　专家介绍，有充分证据表明，“3·１4”拉萨事件中，“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东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指挥藏人将“革命成果”进一步扩大，还对“安全部”、“宗教与文化部”等部门的工作进行了部署。一名被依法刑事拘留的受达赖集团派遣、煽动组织策划“3·１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的骨干分子交代：自2006年11月起和“流亡政府”“安全部”某官员建立了联系，并在其授意、指使下积极从事民族分裂活动。

　　“西藏人民会议”是达赖集团为笼络川、青、甘、滇各省藏区外逃藏人和迎合西方国家的需要而给自己披上的西方议会式“民主”外衣。

　　专家指出，“西藏人民会议”其实并非达赖集团的新把戏。在西藏和平解放前夕，聚集在印度噶伦堡的少数西藏反动上层，妄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在美英帝国主义的唆使之下，就曾于1949年11月8日以“西藏国民会议”的名义向联合国发出过“呼吁书”；西藏和平解放后，少数反动分子为了破坏十七条协议，又曾多次打出过所谓“西藏人民会议”的牌子，进行了一系列的叛国阴谋活动。

　　因内部矛盾重重，“西藏人民会议”就代表名额的分配多次进行了调整。基本分配办法是按照3个地区--多麦(安多)、多堆(康区)、卫藏(前后藏)，和5大教派--宁玛、噶举、萨迦、格鲁、苯教--平均分配，自行选举产生。由于达赖集团内部争权夺利，地区矛盾、教派矛盾以及各种派别组织的矛盾愈演愈烈，这些矛盾在“人民代表”和“人大常设会”的选举时暴露得最为明显和突出。1988年2月，第十届“人民会议”在激烈的争吵中组成，时隔仅一年，即因台湾金钱丑闻案宣布解散。

　　“目前的‘西藏人民议会’2006年9月成立，有46名代表，43个通过选举产生，另外3个由达赖任命。”四川藏学研究所专家介绍。

　　“3·１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发生后，达赖集团于3月中旬成立了7人组成的“西藏团结委员会”，由“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噶玛群培担任主席。该委员会宣称代表“西藏中央政府”和达赖喇嘛，将直接领导各地流亡藏人及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统一开展活动，“西藏流亡政府”的破坏民族团结、破坏奥运会、妄图分裂祖国的丑恶目的暴露无遗。

　　一个功能齐全的政治流亡集团

　　达赖集团还在一些国家设立所谓办事处、代表处、联络处，以加强和一些支持“西藏问题”的团体、人士的联系，寻求支持，同时继续保持同旅居这些国家的藏胞的联系，加强对他们的控制。这些办事处最多时达到18个，现有10个办事处和2个特别办事处(驻美国华盛顿办事处、驻欧洲布鲁塞尔办事处)，办事处头目都是达赖集团的骨干，其中华盛顿办事处头目是甲日·洛珠坚赞(又名甲日·洛迪)，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主任扎西旺堆曾担任过“流亡政府”“噶伦”。

　　专家分析指出，近些年来，达赖集团的“草根外交”和院外活动频频得手，其驻外办事处的职责及活动范围有所扩大。“3·１4”事件后短时间内我国十多个驻外使领馆遭遇海外流亡藏人抗议甚至冲击，和这些办事处密切相关。

　　达赖集团还以“大分散、小集中”的策略在印度、不丹等地建立藏人聚居点，以保持藏人特点；建立了藏人学校，加强“藏独”教育，学校的学生每天要升“国旗”、唱“国歌”；克隆了“哲蚌寺”等一系列寺庙，共有约1.7万名僧侣；办报刊，出书籍，为“西藏独立”制造舆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将更多流亡藏人捆在“西藏独立”的战车上，达赖集团借鉴或仿照国内外的各种社团组织形式，把青年、妇女等组织起来，并特别加以扶持，以增强分裂活动的力量，“西藏青年大会”“西藏妇女协会”等就是其中的代表，“噶厦”将这两个组织列入财政预算，定期给予经济补助。近年来，“藏青会”羽翼逐渐丰满，其势力渗透到达赖集团各个领域，上至“噶厦”“噶伦”及其各个部门--已经控制了达赖集团“噶厦”及其主要部门，下至各藏人聚居区的大权，乃至达赖喇嘛秘书处，绝大多数均为其骨干所掌握，“噶厦”政府各级官员和办事人员中有80%系“藏青会”现任和曾任成员，“藏青会”纠集流亡藏人闹事，勾结国际上各种反华势力，煽动“西藏独立”，实施“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成为鼓吹和图谋“西藏独立”最顽固、最激烈、最猖獗的组织。“藏青会”也深受达赖器重，每届代表大会达赖都要亲临并讲话，为之打气。

　　专家指出，从构架上看，达赖集团建立了一个功能齐全的政治流亡集团。40多年来，尤其是近年来，流亡分子苦心经营，以一个反华的弱者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通过歪曲事实，传播谣言，污蔑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骗得了不少人的同情和支持。

　　达赖成为政教合一的“国家元首”

　　立法机构“西藏人民代表会议”、行政机构“噶厦”、司法机构“最高法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毕华研究员指出，虽然达赖集团“流亡政府”仿照西方国家三权分立形式设置了机构，但其“西藏流亡政府”的顶端仍然是达赖喇嘛，其“政教合一”的实质没有改变。

　　她说，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稍微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所谓神权、君权、民权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不同阶段。在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下，达赖喇嘛是神权统治的代表，“流亡政府”“宪法”将他作为最高政教领袖，表明在“政教合一”框架下的“流亡政府”，表面上实行的是所谓“民主政治”“三权分立”，事实上具有浓厚的宗教和封建色彩。

　　“一个由宗教转世产生、代表着神权统治的喇嘛，被推崇为民权的代表、民主的斗士，这还不滑稽吗？”她说。

　　专家指出，在达赖集团中，不论是“西藏人民代表会议”及其议长，还是“噶厦”及其“噶伦”，都必须听命于、从属于达赖，达赖既是“神王”又是“君王”，拥有对“噶厦”和“人民会议”的一切决议和官员任命的最后决定权。达赖还有权决定停止、延期或提前召开“西藏人民代表会议”。“‘流亡藏人宪法’赋予达赖喇嘛控制和主宰政教的一切最高权力，正是‘西藏自古形成的政教合一的传统’制度的特征。”

　　达赖自己是宗教人士，又是行政上的“国家元首”。坚持“西藏完全独立”的达赖大哥当才·土登诺布和弟弟阿里·丹增曲杰也都是活佛，在达赖集团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历届“西藏流亡政府”中，也都有多名僧人担任重要职务，目前这一届“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东就是活佛，分管宗教和文化部的“噶伦”桑东·洛桑丹增也是僧人。

　　“这不是‘政教合一’，是什么？”专家指出。

　　四川藏学研究所专家指出，达赖集团的“流亡政府”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外衣与中世纪“政教合一”体制内核的矛盾混合体。

　　达赖集团创立的《独立》杂志1995年秋季号在封面上刊载了一幅漫画《西藏民主的现状》，画了一个亭子，亭盖标有“民主”字样，由“立法”“执法”和“司法”三根柱子支撑。“立法”之柱撑顶不接地，“司法”之柱立地不接顶，仅有“执法”一根柱子立地撑顶。杂志同时发表的社论说：“我们西藏流亡政府目前的政府体制中的检查和制衡体系不起作用”，“一切工作只为了取悦达赖喇嘛，这是哪家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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