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老百姓百般厌恶假话，可还是被不少人娴熟地运用于各种场合。到底是什么原因在阻碍我们讲真话呢？

　　领导干部难于听到真话源于面子情结作怪

　　面子，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词汇，要给它下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义相当困难。它十分抽象，不可捉摸。它既可以“争取”，也可以“丢掉”；既可以“很大”，也可以“没有”；还可以当作“礼物”送人，所谓给某人一个面子是也！它是中国人调节社会交往的最细腻的标准，只有长期浸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才能悟出其中的韵味，实在不足与外人道也！

　　深谙中国人习性的林语堂先生对此颇有研究，他说，面子不服从道理，却服从于习惯。不给人面子就是最大的无礼。许多官员一个晚上要参加3—4个宴会，宁冒着消化不良的危险，也不使任何一个欲请他赴宴的人失掉面子。另外，面子比宪法更受人尊敬，比命运和恩惠更有力量。他举例说，在扬子江的一条轮船上，两个士兵执意要船长给他们一个面子，允许他们进入一间严禁入内的、装有整箱硫磺的房间。他们进去了，并且不顾劝告，坐在箱子上抽烟，而且乱扔烟蒂，结果轮船被炸。这两位士兵成功地保全了自己的面子，却未能保全性命。这说明一些事情与知识、教养等无关，只与面子有关。

　　因此，给人留面子尤其是给官员留面子，成为由来已久的潜规则，极少有人违反，所以我们见到的批评，经常不是直接点名，而是以“某地”、“某人”指代的；不是深入追究，而是蜻蜓点水式的；不是严厉问责，而是板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的……即便某些领导没有尽到责任甚至出现严重错误，领导们也要保全自己的面子，不允许别人批评，一批评就会恼羞成怒，就会通过对下压制、对上不合作等来给批评者难堪。试问，在这种情况下，真话还有多少生存空间呢？

　　“高成本”阻碍人们讲真话

　　讲真话，不仅需要勇气，有时还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此事古今亦然，中外也无别，如秉笔直书的司马迁遭受了宫刑，捍卫“日心说”的布鲁诺被烧死。人类文明史中不乏讲真话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事例。

　　曾经，我们党的领导人为了提倡敢于讲真话，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要求发扬“五不怕”的精神。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因为讲真话而被撤职、开除党籍者并不罕见，导致家庭破裂的悲剧也上演过，坐牢、杀头的事例也曾发生过。如果一个人讲真话要冒着事业被毁、家庭被拆甚至牺牲的危险，那么这成本就太高了。事实上，讲真话还要“敢于”，这本身就说明了讲真话的困难。

　　现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向前发展，过去那种要求为了讲真话而发扬“五不怕”精神的时代早就过去了。可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为讲真话而付出代价的事例(如《人民论坛》2007年第2期刊登的“从一个人的遭遇看说真话的‘成本’”)，也仍然可以感受到这种负面影响给人们带来的心理阴影。当讲真话要付出成本和代价时，就不能指望每个人都有巨大的道德勇气，从而也就不要指望能听到人们的很多心里话。

　　缺乏讲真话的“环境”

　　讲真话需要个人的良知、能力和勇气，更需要有一个能够讲真话的氛围。

　　本来，官员讲真话自是必然，完全毋须提倡。可是，由于我们一些领导喜欢听拍马逢迎的“好”话，不愿听不同意见的真话，从而使另外一些人不敢也不愿讲真话。我们希望共产党人通过提高党性修养来讲真话，这是应该的。但是，仅靠这一点却是远远不够的。张闻天曾在一次发言中说，要用舍得一身剐和不怕杀头等精神来敢于提不同意见，这是对的。可是，他接着说：“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也就是说，让人们讲真话，必须先要有能保证人们讲真话的制度安排和民主手段才行，就是做到不会因为讲了真话，而被“穿小鞋”和“坐冷板凳”，更不会被打击报复和遭到迫害。另外，还要做到真话管用。换句话说，只有当人们意识到讲真话没有什么成本与代价，从而不必顾虑这顾虑那时，讲真话才会成为可能。

　　总之，丢掉“面子”，去掉“成本”，营造“环境”，讲真话就会成为一件再简单、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作者单位：中共深圳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