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怎样才能听到真话，或者听到更多的真话，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平常，但在实际上具有深刻理论意义的重要问题。

　　一些地方“真话”为何会“没有市场”

　　“说真话”是一种社会的德行。这是一种既可以被鼓励培养，也可能被逐渐消灭的社会德行。换句话说，人在江湖，无论是说真话、听真话或者说假话、听假话的偏好选择，除了先天的本性之外，更是源自后天感染，亦即“习得”或“从俗”。对于一个社会群体而言，通过一定时间的“培养”，说假话就会成为习惯。这种培养的本质，就是当它说真话的时候便受到惩罚，而在“掩饰”与“撒谎”的情况下可以得到好处，至少是可以规避惩罚。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由此得到印证。这其中还有一个更为“哲学”的问题，即一个人“说真话”或“说假话”的习惯本质，究竟是后天习得，还是有先天的基因作用。由此引申开来，如果是后天习得的习惯，那么它是否会因为进化的选择而进入未来人类的基因？

　　为什么往往“假话有市场”：经济学视角里的“真话”

　　以经济学的语言来解释，说真话是“供给”，听真话是“需求”。需求决定供给，如果没有足够的需求，那么关于“真话”的“供给”必定趋于萎缩。换言之，“真话”的供给取决于需求。在一个根本不存在“真话”需求的社会环境中，不可能存在任何有价值的“真话”的供给。反之亦然，如果在一个市场环境中，说假话成为风气，“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那么作为“供给”的假话便会大行其道，这就是坊间百姓所深恶痛绝但却基本无力改变的“假话有市场”。前些年在某些地方的统计数字中，“掺水”现象严重，省市领导机关发布文件要求“挤出”经济发展数据中的水分，竟会成为重要的“新闻”，足见“说假话成风”问题的严重性和普遍性。

　　按照法制社会“公序良俗”的原则，即文明人类的道德共识，“说假话”是“不好的”；终其极致的“假话”，便是违法。若从“凡事必有成本”的角度考察，无论说真话还是说假话，都会有“成本”的付出。说真话的成本，是“守法成本”，说假话产生的付出，就是“违法成本”。当说真话的人不断受到惩罚，也就是要付出更高的“守法成本”的时候，真话便会绝迹，而假话必然盛行。人们形容一个社会的状态，可以“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也可以说在某些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假话没有市场”。反之亦然，在有些社会环境中，也可以形成“真话没有市场”的局面。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公序良俗的概念逐渐扩展到经济领域，即为了调整当事人之间的契约关系，而对经济自由予以限制的公序。按照现代经济学已经阐明的规律，一个市场风格的形成，主要取决于统辖并调节控制这一市场的“制度”。“假话”相当于商品意义上的“假冒伪劣”，在一个鼓励“假话”的市场中，“真话”只能退出。而当一个制度体系不再遵循“公序良俗”原则的时候，这个体制所代表的社会便没有真话可言。

　　在涉及环境问题的诸多制约因素中，制度因素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说真话与说假话的问题也是“环保”问题。自然界里的生物，包括人，赖以栖身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受到毒害，被称作“环境污染”；而假话成风，受到污染的则是社会人群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科学家经过长期的研究得出结论：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关键，既不是金钱，也不是技术，而是制度。换句话说，在涉及环境问题的诸多制约因素中，制度因素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个结论，在解释或者解决因为“假话”造成的社会污染方面也完全适用。在宏观讨论的层面，没有真正得到净化的制度，就没有真话的市场。说真话的市场不能形成，因为“说假话”而造成的社会污染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

　　另一方面，在微观层面，干部要想听到真话，进而听到更多的真话，最为首要的先决条件，是我们的干部本人必须出以公心，“希望”听到真话，从而在自己负责的“一亩三分地”不断培育“真话”的市场。希望听到真话的干部，通常自己也倾向于“说真话”，或者选择“不说假话”。 (龚益)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