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种地，那还是蒙古人吗？

　　34岁的苏开，看上去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大很多，脸庞被紫外线晒得黝黑，眼神让人感到一种忧虑。

　　“我除了放牧，什么都不会。”苏开也知道山下看病方便，挣钱的机会多。可他也知道，干什么都需要手艺，可自己除了放牧，会什么手艺呢？

　　2006年9月，苏开同1355名牧民下山，被政府集中安排定居在农区的一个村子——察汗乌苏村。

　　这里曾是一个农场。平坦宽阔的土地上，一砖到顶的新房排列得整整齐齐，每间新房都有50平方米，都通了上下水和电，每户房前还有菜地、厕所。乡里的干部说，每间房子政府投入3万多元，每家的电视也是政府给配的。每户按人头每人还划拨了7亩地。为此，州、县每年自筹资金上千万元，政府期望牧民兄弟早点过上富裕日子的心情很急迫。

　　但急迫的良好愿望在现实中一次次跌落。从马背上下来，放下牧鞭的牧民们对政府给他们的一切心存感激地接纳，但对于他们陌生的生活方式，却矛盾地捧在手中。

　　“下山种地，那还是蒙古人吗？”和苏开有一样想法的牧民有很多。山上多悠闲啊，骑着马漫山转，累了下马躺在绿草上，望着蓝天想那些美妙的事，虽然生活苦点，但没有压力啊。

　　在他们的记忆中，自己的祖祖辈辈都在这片草原上以牧为生，离开这个草原，放弃牛羊牧歌，怎么向祖先交待？

　　这样大规模的移民，山上山下的很多人都表示出不同的担扰。

　　才仁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作为一个蒙古人的后代，做为一县之长，他背负着造福一方，让乡亲父老过上好日子的重任。

　　刘进喜也感到从未有过的压力，身为巴州党委副书记、主抓新农区建设及生态移民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他心里非常明白，要改变巴音布鲁克的面貌，使广大牧民脱贫致富，绝不仅仅是从山上搬下一些牧民那么简单，这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工作。

　　刘进喜说，这需要我们做好充足的准备，做细致的工作，不然就会出现好心办坏事的结果。

　　刘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在上世纪90年代曾有过一次移民，但因财力不足、配套措施跟不上，200多户下山的牧民，在山下呆了些日子后，又先后重返山上。

　　“每天上工都吹号，大家集体出工，挣来的钱大家分。”包海是第二次下山了，他时不时地回忆起十年前第一次下山的情景。

　　“第一次住进砖房，一拧开关，水就哗哗地流了出来。”包海和一同下山的牧民对眼前的一切都感到新奇。

　　镇上干部给派了活儿，包海在镇上帮别人收辣子，一天下来就挣了30元。那一晚包海兴奋得睡不着，他掰着手指盘算着，一天30元，一个月就是900元，两个月可就是山上放一年羊的收入啊。他打算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好好干，不就是出点力气嘛。

　　可没过几天，他的梦就落空了。辣子收完了，棉花也收完了，这些力气活儿没有了。盖房他不会，种田他不懂，做小买卖又没资金，包海和多数牧民傻了眼。

　　没了可以出力气的活儿，包海只好窝在新家里，他不知道去哪里找活儿，周围的一切都令他感到陌生。

　　200多户下山的牧民多数和包海一样，新奇慢慢淡去，焦虑和困扰弥漫了他们的生活。没多久，他们就拾起不多的家当，告别那红色的砖房，向山上走去。

　　“这是一次不成功的移民。”刘进喜坦言，“搬得出、住得下、能致富”才算成功，“移民式扶贫是帮助牧民最终脱贫致富的根本之策，也是把绿色留在高原的一个重要环节。”

　　2006年开始的新一轮移民，被定位在“生态保护和扶贫开发并举”，以期实现“山上牧区生机孕育，山下新农村面貌初显”的目标。

　　而这需要将输血型移民向造血型移民转移。一方面，由县政府出面联系，让牧民与农场或企业签订劳务输出合同，免费提供生产工具；另一方面，调派农业种植能手，手把手教牧民种植。

　　“棉花可以做什么？可以吃吗？”哈谢第一次见到棉花，好奇地问。教他们拾棉花的人拉着他的衣服笑道：“你的衣服就是用这个做出来的。”哈谢将信将疑。

　　从那以后，哈谢和棉花打起了交道，乡里专门派人教牧民怎么种棉花，哈谢认真听细心学。去年他把政府分给他家的21亩地都种上了棉花，年底一算挣了4000多元，这可是他们一家在山上两年的收入啊。

　　“谁说蒙古人不会种地？”他乐呵呵地对身边的人说。21亩地他感觉不过瘾，今年他又从别人手里包了40多亩地，都种上了棉花。

　　“蒙古人也会种田，为了巴音布鲁克草原永远美丽，为了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我们这些蒙古人愿意种田……”哈谢说这话时，眼睛望着他那片棉田。

　　“放下牧鞭拿起从没摸过的铁铣，那实在是一种勇敢的放弃和牺牲。”巴州党委书记张博说。

　　真正要转变的是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

　　“我长这么大，头一次穿短袖衬衣。”乌拉格图拽着身上淡蓝色的T恤笑着说。山上气温低，他从没有机会穿短袖衣服。

　　“最不适应就是气温。”山上全年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而山下夏季气温高达30摄氏度。这让乌拉格图和一同下山的牧民极为不适应。他第一次在山下被蚊子叮咬，看着手臂上的肿包，不知是什么原故。

　　山上天天喝奶茶，山下偶尔喝喝；肉也吃得少了，身上少了力气；没马骑了，出门都要走路。

　　但让他们不适的还不仅仅这些。

　　“把这片地里的辣椒摘了，给你30元。”乌拉格图头一次给雇主干活，一听能给这么多钱，老实淳朴的乌拉格图二话没说就下地了。

　　“这辈子也没弯过这么久的腰。”但一想到一天就能挣30元，乌拉格图用手撑着腰、咬牙坚持着。

　　“这是你一天的工钱。”雇主把两张十元票子递过来。“老板，不是说好30元吗？”乌拉格图怯声问。

　　“我什么时候说了，你听错了吧，不想要算了。”雇主一副不奈烦。乌拉格图只好接过这20元，揣在兜里，扶着腰回家了。

　　“以后干活要先签合同。”副乡长阿木西告诉乌拉格图。通过这件事，乡里组织牧民们培训相关法律知识。慢慢地乌拉格图和身边的牧民们知道了什么是合同，怎么签合同。

　　“这张纸的作用这么大？”从这以后，乌拉格图每次出去干活，都要和雇主先签个合同。不按合同上签的价钱付钱，就找地方讲理。不签，我就不干，反正想找零工的雇主多的是。

　　乡干部说，这叫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乌拉格图虽没有完全懂那些词的意思，但他知道这可能和自己做的事有关。

　　山上和山下有许多不同。而看病更是件头疼事，山上虽然有卫生所，但一旦得个大病，夏天要包个车，就得近千元，而到了冬季要想下山就更难了。

　　特尔巴特来到山下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乡里，花2.5元找了个澡堂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

　　在山上洗澡是很奢侈的事。“山上太冷了，洗澡很容易感冒。”特尔巴特一年当中洗两三次澡，夏天多是用湿毛巾擦擦，而到了冬天，零下40多摄氏度的气温，人在蒙古包里凑着火炉取暖，前面身子是暖的，后背还是冰凉。

　　特尔巴特下山第一个月全家就挣了800多元，他带着老婆孩子去了趟县城，进了一回县城的澡堂。而后三口人干干净净地逛集市。

　　老婆在一条裙子前停住了脚，拿在手里看个不停。山上冷，女人很少穿这么薄这么花俏的裙子。“多少钱？”特尔巴特问摊贩。

　　“85元”摊贩要价。特尔巴特咬了咬牙二话没说就付了钱。

　　回到家，老婆穿上裙子在房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舍不得脱下来。这是老婆这么大头一次穿裙子，特尔巴特在一旁开心地欣赏。

　　“这裙子最多30元。你没还价？”乡干部的话让特尔巴特乐不起来了，买东西还能还价？多付的50元，可是他近两天的收入啊。

　　讨价还价。特尔巴特记住了这4个字，并把它们用到了买东西以外的其他方面。

　　“30元一天，外加一顿炒面。”雇主找上门来。“40！午饭要拌面！”特尔巴特学着讨价还价。

　　特尔巴特的账算得越来越精了。政府给他家分了20多亩地，别人家种这种那，自家种点儿什么？

　　他开始四处打听，找当地农民请教。种一亩棉花，能收入200元，种一亩玉米可以收入350元，可要是种辣椒卖得好的话可以挣500元。

　　特尔巴特的做法得到了乡干部肯定，说他有了“市场意识”，特尔巴特不理解什么是“市场意识”，但他自己感觉，这些东西都是在山上所没接触过的。

　　下山的牧民们慢慢学会了被乡干部说成这意识那意识的事，也渐渐习惯了用这些“意识”和外面的世界打交道。

　　刚下山时，一些牧民因为不适应山下的生产和生活节奏，政府给了房子，每月还补助15公斤面粉、10公斤大米，有吃有住。“这日子比我们在山上的日子好多了。”一些在山上过惯了穷日子的牧民，面对政府给的一切很是知足，有一些人不愿意出去打工种地，天天呆在家中享受着。干部们把这种人称之为：靠在政府身上的人。

　　“输血只能救一时，而不能救一生，要让牧民们真正能住得稳，必须让他们自己动起来，实现自我造血。”才仁县长称，不能让这次生态移民再走以前不成功的老路。

　　“山下不像山上那样悠闲，一天不出去干活儿，你就没钱挣。”看着别人家几百元几百元地往家拿，一会儿买个手机，一会儿又添个冰箱，“棉花是白的，可眼睛是红的”，没人愿意被人瞧不起。

　　那些“躺在政府身上的人”躺不住了。拿起铁铣下地学种地，主动出去找活儿干，并私下里开始和周围的人较起了劲儿，看看谁家能干，瞧瞧哪户更富？

　　竞争悄悄在牧民中展开。那种在山上独家放牧，户户少有往来，闲悠自在的日子不见了。牧民惊喜地发现，生活在压力中变得越来越好了，日子在竞争中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