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牧民向农民的转变

　　利杰一家是2006年9月第一批下山的牧民之一，他家在上山是有名的贫困户，自家没有羊群，要靠给别人放牧生活。

　　“钱是什么样都快忘了。”利杰说，工钱是折成羊羔的，如果风调雨顺，一年下来有四五只羊的收成；遇到灾年，不但要承担冻、饿、病、狼吃掉羊的损失，说不定连一只羊羔也得不到。

　　像利杰这样贫困的牧民，在山上还有很多。

　　下山那天，留在山上的牧民列队欢送。一辆面包拉着30多个下山的牧民，另一辆卡车拉着他们所有人的家当。

　　“十几家的所有家当都没拉满一车。”利杰一提到当时的情景就有些伤感。自己50多岁了，可一家除了几双被褥和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外，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带下山的。

　　这次下山，利杰是头一个报名的。除了响应政府号召，为了草原，为了生态，他还有个心愿，那就是为了女儿。

　　女儿乌云格今年18岁，在山上阿拉沟乡上完了中学，她对山下的生活一直充满着好奇和向往。

　　“我们为什么不下山生活，为什么要守在这里过这个穷日子？”女儿经常这样问利杰。面对女儿的质问，利杰不知该怎么回答。头几年政府组织第一次移民时，他就很犹豫，山下是个陌生的世界，是个富裕的地方，但那个世界、那个地方、那种生活属于自己吗？

　　“我想下山，去山下打工。”有一天女儿轻声对家里人说。利杰猛然意识到，山下的生活也许不属于自己，但属于女儿，因为那是女儿向往的。

　　和老婆商量后，利杰决定下山。

　　年轻人渴望美好生活的愿望更急迫，他们更急切地期盼与现代文明相拥。年轻的牧民成为下山人群中的一大亮点。

　　蒙克那森今年28岁，去年刚刚结婚，他和其他很多下山的牧民不同，在山上属于富裕户。

　　他家有100只羊，还有些牛，一年下来能有两万多元的收入，他在山上也是令人羡慕的人。

　　蒙克那森家世代居住在巴音布鲁克草原，兄弟姐妹8个，父母快80岁了，孩子要结婚，父母就给一个蒙古包，其它什么也没有了。随着限牧、禁牧，大家族能上山的羊只有400多只。

　　有一天老父亲把几个孩子叫到一起，“草场不够了，400多只羊吃不饱，都待在山上不行，还是下山种地吧。”

　　蒙克那森把家里的100只羊交给了其他兄妹，带着媳妇下山了。

　　2006年，他给别人种了200亩棉花，挣了点儿辛苦钱。但他说，自己懂了点种地的知识。

　　去年，他自己种了10亩玉米，秋天收了7000多公斤，自己出去找来了买家，按每公斤1.1元的价格卖出，除去费用，挣了4000多元。他在定居点开了个小商店卖点烟茶、小食品，还代收移动话费，让媳妇看着，一年下来也挣了4000多元。

　　今年，他把自家的地包了出去，自己跑出去到附近的村揽一些搬运木头的活儿，而后组织20多个人去干，当起了包工头。他说，这一年下来得有5000多元的收入。政府配的电视送给了山上的家人，自己又花了1850元买了个29寸的TCL。腰间挂上了诺基亚手机。

　　蒙克那森参加了政府组织的技能培训，学了汽车驾驶，他计划着能贷到款，买一辆卡车，在家闲时到和静县城或是州府库尔勒市跑运输。

　　“驾车跑在高速公路上，那感觉比在草原上扬鞭催马更过瘾，更有成就感。”蒙克那森的神情就如同已经在路上奔驰了一般。

　　“虽然现在的收入比不上山上多，也很辛苦，但我想，以后的日子肯定要比在山上好。”蒙克那森话里透着自信。今年山上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到他这里看了后，也动了下山的念头。

　　山上越来越多的牧民想下山了，而下山牧民的孩子们更愿意进城打工、见世面。

　　星期六，在县城一家酒店当保安的巴音达拉，骑着摩托回到家里，19岁的巴音达拉身穿小背心，前胸后背都缀上了NBA的图案，牛仔裤、旅游鞋，耳朵上挂着LEE牌的MP3，随着音乐的节奏摇动着身子，神情专注，如在迪厅。乍一望去，没有人会把眼前的巴音达拉和牧民联系在一起。

　　利杰的女儿乌云格这天也回了家，她在离定居点90多公里的库尔勒市一家星级酒店当前厅服务员，每隔四五周才能回家一次，除了工作忙以外，她想在那里抓紧时间多学点东西。

　　她提着从城里买回来的东西，脚上依然是在城里穿着的凉拖，一双染着红指甲的脚在乡间的土路上轻快地走着。

　　2008年5月30日，和静县察汗乌苏村举行这个村的首届村民委员会选举。很多人手里拿着选票，小心翼翼地投进选票箱。有人在唱票，有人在墙上黑板上划着“正“字”，人们或围坐在黑板旁数着那上名子后面“正”的多少，或在院内三五成群的闲聊着。

　　也许他们中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从今天起他们的身份将发生历史性变化，由牧民向农民的转变。

　　这种身份之变，不是简单地称呼之变，这其中包含着放弃、牺牲，也喻示着重生和希望。张博书记说：我们在享受大草原的丰茂秀美时，不要忘记这些牧民们。我们应向这些离开家乡的移民们致敬。 龚怀山 傅翔龙 本报记者 刘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