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华主席讲话中要我们畅所欲言，我提出以上六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11月10日下午4时，华国锋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他在宣布会议开始后，讲了这次会议的议题：1、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会上要发两个文件，一个是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讨论稿，一个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的讨论稿；2、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3、讨论李先念副主席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第一天，会议气氛波澜不惊。

　　第二天，11月11日，分组讨论。

　　华楠，时任《解放军报》社社长。他回忆说：“会议前两天，基本上是按部就班的。大家准备好发言稿，讲话的内容也比较分散，有讲经济工作的，也有讲‘两个凡是’的，没有什么互相插话、互相启发。”

　　但是，历史在这时候拐弯了。

　　11月11日晚，陈云回到他在朝内小街的家里，斟酌再三，又一次在台历的背面写下了他的发言提纲。这是他的老习惯了。然后他叫来夫人于若木，为他誊清这个提纲，字比较大，能让他看起来更方便一些。从上世纪30年代他们结婚始，为陈云誊抄文件就是于若木的工作之一。

　　华楠回忆说：“11月12日，会议开到第三天，陈云同志在东北组发言。我也在东北组，那天开会前十几分钟，陈云从会议室的北门进来，披着大衣，拿着个皮包，走路很轻快，精神焕发，很高兴。他走到西边，坐在西边前排最南边的第一个位置。那天会议的主持人是杨勇，我坐在他后面，我对杨说，陈云同志来了，带着皮包，应该叫陈云同志发言。杨勇说，你提醒得好。不一会儿，会议一开始他就说，请陈云同志发言。”

　　陈云的发言是一口气讲下来的。他的开场白首先提到了十届三中全会之前的工作会议：“去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我有个发言，没给登简报，这次发言我希望登简报。”

　　陈云说：“我完全同意中央关于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意见。但是，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有所顾虑。有些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

　　陈云讲了六大问题，仿佛在平静的水面上投下了六颗重磅炸弹：

　　一、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二、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新的有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七七决定”、1941年决定中所涉及的同志和在“两面政权”中做了革命工作的同志，对他们做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这对党内党外都有极大的影响。不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是很不得人心的。

　　三、陶铸、王鹤寿等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从监狱中要出来的同志，(“文革”中)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在结论中留有“尾巴”。应由中央组织部复查，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

　　四、彭德怀同志对党贡献很大，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有人也提出来了，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天安门事件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六、康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中央文革的顾问，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其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陈云浓重的吴语普通话盖过了会场所有的杂音，代表们诧异、惊愕、兴奋，心情随着陈云抛出的一个比一个更有力量的炸弹而跌宕起伏。

　　陈云最后说：“华主席讲话中要我们畅所欲言，我提出以上六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陈云的发言，在会场引起强烈反响。他所提出的历史遗留问题都是此时党内外极其关注的重大问题。大会当即就将陈云讲话印发了简报，很快所有代表都看到了这份不同寻常的简报，整个会场气氛顿时热烈起来，各组发言的重点迅速集中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上来。

　　在陈云发言之后，接着赵健民在东北组揭发了康生的问题，姚依林、陈国栋、陈漫远、程子华、马文瑞在华北组讲了61人案、天安门事件、康生和谢富治的问题。13日上午,肖克在华东组明确表示，陈云讲的问题有关安定团结，有必要加快解决。

　　但是，在13日下午召开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华国锋仍按照他原来的设想，宣布：“从当天下午开始，会议转入讨论农业问题，用6天时间。”

　　为配合华国锋确定的会议议程安排，纪登奎紧接着就《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施行草案)》两个文件作了说明。

　　然而多数与会人员并没有服从这个安排，仍然围绕着历史遗留问题展开讨论，而且火力越来越猛，提的问题越来越多，还对中央某些负责人提出了意见。

　　万里：“陈云提出的五个问题要解决，不然人民心里不舒服。”

　　聂荣臻：“关于案件问题，陈云在这次会上首先提出来，我很同意。这类问题相当大，各省都有一些，如武汉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等等。”

　　陈丕显：“上海的‘一月风暴’问题应该弄清楚。”

　　康克清：“凡是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康生、曹轶欧血债累累，这样轻轻过去，太宽了。”

　　胡耀邦：“冤案、假案、错案的平反昭雪，工作量很大，现在全国脱产干部(包括文教)1700万人，立案审查的约占百分之十七，加上被审查的基层干部、工人、老百姓和他们的直系亲属，将近1亿人。这么多人的问题解决不好，就很难同心同德，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危害团结的因素就消除不了。”

　　从这时开始，华国锋控制不住局面了，会议逐渐脱离了他所设置的轨道。

　　曾涛：加标题发稿是我们新华社的惯例，这事由我们负责，你不必管了

　　在《叶剑英年谱》中，记载了一个颇有意味的细节：11月12日陈云发言当天，叶剑英对华国锋说，“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要从速表态，以免中央被动。

　　叶剑英是华国锋至为信赖的前辈政治家。相信这一席话对华国锋的触动极为深刻。

　　此时，在京西宾馆的会场外，还有一个会议，这就是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这是一个特殊的常委会。9月，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开幕，此时吴德依然是市委第一书记，一个月后，吴德被免职，林乎加从天津调北京取而代之。常委会扩大会继续召开。11月11日，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关于“天安门事件”依然没有结论。代表们对此反应极为强烈。会议的公报几经修改，仍未能最终敲定。11月13日，市委进行会议总结。晚上，最后拟定会议公报。

　　14日上午，林乎加给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几位政治局常委写了一份报告，紧急请示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处理问题，信上说：“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已于前天结束，我们准备了一篇7000字的新闻报道稿，到会同志强烈要求在报道中加上一段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话。”

　　林乎加的报告并没有提及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要求。

　　据称，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在信上画了圈。这就是后来各种史书文献上所记载的：“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的由来。其实，作为常委之一的邓小平此时尚未结束在新加坡的访问。他肯定没能亲自在上面画圈。

　　中央常委们的审阅和批复应该是在当天中午之前完成的。

　　因为当天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周鸿书也应邀到会。新闻由北京市委第三书记贾庭三发布。他讲着讲着，离开了讲稿，从桌边拿起一张纸，念了一段话：

　　“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这就是政治局常委画圈同意另外加上的那段话。这段话里没有一处提到“天安门事件”，但是，老记者周鸿书却从中听出了弦外之音。他敏感地意识到，这段话实际上是为“天安门事件”平了反。一散会，他驱车匆匆赶往新华社，找到国内部主任杜导正，汇报了会议情况，问他是不是能将这一段内容单发。杜导正说：争取吧。

　　周鸿书又匆忙返回北京分社，琢磨了很久，决定先写一篇2000多字的大稿子，把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部分内容放在文内，然后另外再单写一条消息，争取单发。

　　当天晚上10时许，周鸿书送北京市委书记审核的稿子有回音了。市委书记毛联珏给周鸿书打来电话说：“老周，你送的会议消息我看过了。如果就照这样来发，我这里通过了。关于‘天安门事件’那一段拿出来单发，我定不了。这得请示乎加同志。”紧接着他又补充一句：“恐怕他也定不了。”

　　周鸿书通告新华社国内部：大稿子已经通过，你们处理吧。

　　晚上，国内部的编辑们谁也不踏实，他们找到副总编辑穆青，说出了他们的编辑意图。穆青很赞成，立刻就让他们摘出几百字，其余的统统不要。

　　为慎重起见，穆青打电话找到社长曾涛商量，当时曾涛正在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穆青把这个意见告诉了他，并说：你现在正好在会上，可以征求其他同志的意见，听听可不可以这么做。

　　所以，当天晚上新华社并没有发出这条消息。第二天一早，周鸿书被召回总社。在国内部杜导正的办公室，大家开会研究怎么突出报道“天安门事件”的消息。

　　讨论了半天依然拿不定主意，最后杜导正说：咱们做两个方案，一个是把“天安门事件”平反放在导语里，把稿子整个调整一下。第二个方案是拿出来单发，最后由穆青来定。

　　稿子写完后，舒人加了一个标题：“中共北京市委宣布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然后送到穆青处。穆青又将稿子发给曾涛。

　　在京西宾馆，为这篇稿子，曾涛又扯进来另外几个人，他们是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以及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于光远。

　　胡绩伟回忆说：

　　这天的午饭后，新华社社长曾涛把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杨西光和我找到他住的房间里，与我俩商谈。……看了这个消息，我们都很兴奋，认为这是一条能够引起轰动的头条新闻。杨西光说，应该标一个鲜明醒目的题目。可是要标明“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完全是革命行动”，文字太长，不能成为标题。我想了一想说，不如索性标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他俩都赞成，认为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标题。因为中央一直有人说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是“反革命事件”，这个新闻和标题就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翻案。

　　为了更慎重，我们还特地把于光远同志请到曾涛的房间来，征求他的意见。

　　于光远后来回忆道：

　　……我先看了他们拟的新闻稿，然后把桌上放的那张《北京日报》看了一下，特别仔细地看了其中他们划了道道的有关天安门事件的那几行。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新闻稿的标题和北京市委会议上的那几句话不完全对得上号……但我转念一想：市委会议关于天安门事件那段话，与我记得很清楚的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话相比，有很大的进步，甚至可以说翻了过来。市委的那几句话虽然没有写明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如何如何，实质上是为事件平了反。只是因为中央没有表态，不敢明白地写出来。现在新华社发出一条新闻，加上他们拟的那个标题，把市委几句话的实质点破，也许可以促使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

　　最终，于光远也表示赞成。

　　15日晚上7时左右，临发稿了，曾涛又打电话给穆青，说：“怎么样？穆青，下决心就这么发好不好？”

　　穆青说：“好啊！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么发。”

　　曾涛又说：“如果这篇稿子出了问题要坐牢，你可得陪着我一块去。”

　　穆青回答：“行，我跟你一块去。”

　　1978年11月15日，新华社通过电波向全中国发布了这条重要的消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第二天，中国的许多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以通栏大标题刊登了这个只有239个字的消息。

　　当天的《人民日报》送到京西宾馆会场的时候，举座皆惊。代表们兴奋地争着去跟曾涛握手。

　　于光远还记得，那天上午8点多他去西北组住地的会议室，纪登奎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后来忍不住了，说了一句“像这样大的事，总应该在政治局谈一下才对”。他是政治局委员，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事先他一无所闻。当时在场的人几乎同时说：“这么做有什么不好？”“新华社发出这条新闻实在太好了！”纪登奎就不再出声。

　　胡耀邦看到这一天的《人民日报》，嗔怪胡绩伟：你们事先也不打个招呼！

　　晚上吃饭的时候，江西省委书记白栋材和新疆自治区委第一书记汪锋，都对曾涛表示，如果你因此在新华社呆不下去，欢迎你到我们那儿去。

　　林乎加给曾涛打电话问他那个标题是怎么加上去的，曾涛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反问道：“这条新闻报道北京市委会议的话与事实有无出入？”林乎加说：“没有。”曾涛就说：“加标题发稿是我们新华社的惯例，这事由我们负责，你不必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