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华主席提出今后写报告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直接写“党中央”就行了，这是谦虚美德。这种谦虚是非有不可的

　　11月26日，至此会议已经开了整整16天,这原本应该是会议结束的日子，但是会场上荡漾的活跃、兴奋和畅所欲言的空气，让会议毫无悬念地往下延伸着。许多代表在兴奋之余，又感到深深的遗憾：华国锋在前一天代表中央政治局做出的若干条结论中，丝毫没有提及从5月份以来在媒体上掀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随后，代表们的发言继续向纵深拓展。

　　胡绩伟：对“两个凡是”的提法我们不同意，但至今没有公开批评。

　　耿飚：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完全是奉命行事，我反对“两个凡是”的提法。

　　金明：“两个凡是”是“按既定方针办”的变种。

　　秦基伟：思想不统一，行动很难统一，例如“两个凡是”、真理标准问题，中宣部、《红旗》杂志至今仍然不表态，群众有猜测、有议论、有忧虑。

　　陈鹤桥：真理标准问题，不仅《光明日报》发了文章，邓副主席也有讲话，《红旗》不表态不正常，中宣部长持什么态度，令人难以理解。

　　于光远回忆说：

　　25日大会开过，当天晚上，我到江一真(时任卫生部部长——引者注)的房间，同他商量应否指名道姓地批评汪东兴。我们认为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要讲“两个凡是”的提法和对它的坚持，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抵制，对平反“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复出的阻挠，对解决“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康生问题的消极态度，等等，汪东兴欠的账就很多很多。他在立场上的确非常错误，不把他的名字点出来，许多事情就讲不透彻，许多问题就说不明白。

　　在前十几天的分组会上，发言中涉及汪东兴负责的事情，还都避开说出他的大名。但我们觉得这种藏头露尾的做法，同充分发扬民主的精神不符。左思右想，我们认为会议开到这样一个阶段，是到了该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的时候了，这样做对会议有好处。

　　当然我们也不是没有顾虑。我们也想过最好请示领导得到同意后才做这样的事，但又觉得不便。因此就决定自己来担当这个责任了。

　　26日上午，江一真在西北组，也是整个会议上第一个站出来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江一真说：汪东兴在1976年12月说过的“邓小平的那两下子，不是(在1975年)试过了吗？就是不行嘛”。江一真批评了汪东兴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上的态度，以及汪东兴在北京医院揭批“四人帮”时庇护刘湘屏(曾任卫生部部长)等事情。

　　江一真发言后，于光远和杨西光在西北组做了联合发言，他们着重批评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后坚持“两个凡是”、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阻挠真理标准讨论等事情。

　　从这以后，不少人也打消了顾虑，与他们相呼应的发言慢慢地都出现了。西南组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的第一人是胡绩伟。

　　胡绩伟还特别就《人民日报》在当年5月12日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当天，吴冷西来电指责《实》文是“砍旗”一事做了披露。

　　“以后各分组对汪东兴的指名批评就很多了，不少老同志揭露了许多汪东兴的错误言行，有的发言用的语言还很尖锐。”于光远说。

　　但是，形势的推进也并非那么平滑。25日之后，当看到华国锋讲话中并未就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下结论，“凡是派”的声音也渐渐响起。

　　在那个会场上，作为“凡是派”代表发言的大致有：李鑫，时任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吴冷西，时任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熊复，时任《红旗》杂志社社长；张平化，时任中宣部部长。

　　他们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了指责，不赞成把真理标准的讨论看成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是关系国家命运的问题。他们认为，这样的讨论会引起国内外对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担忧。不赞成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用旁敲侧击的方法，实际上是在引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

　　这些发言当时也发了简报。

　　12月3日，熊复发言：“在关于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中，有的文章的内容，直接间接提到毛主席，有一种诱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倾向，我认为是不恰当的。《红旗》在这个问题上表态确是太迟了，不过从国外猜测的主要内容来看，主要的猜测是说我们在实行‘非毛化’，在批判毛主席的错误，在重新评价毛主席。这却不是《红旗》能够负责的。”

　　对于他们的发言，很多人不满意，纷纷予以反击。代表们说，我们不能把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维护毛主席的旗帜对立起来，更不能以此为推行和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辩护。用国外渲染的“非毛化”来责难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万里发言：“当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公开化了。这是党内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是关于如何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四个现代化的斗争，不只是一个理论之争。”

　　徐向前在发言中说：“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对我们的工作影响很大，它关系到我们究竟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

　　有不少代表甚至提出，对顽固坚持“两个凡是”立场的领导人应予以处理或调离。

　　对此，邓小平很快明确表示：“不妥！”

　　11月27日晚上，中央常委听取各组召集人汇报，在讨论中邓小平说：“现在世界上就看我们有什么变动，加人可以，减人不行，管你多大问题都不动，硬着头皮也不动。这是大局。外国好多人和我们做生意，也看这个大局。”

　　12月1日，中央常委在向部分大军区司令员和省委第一书记打招呼时，邓小平又强调了四个问题：

　　一、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延长时间，这就不利。算我一个请求，要以大局为重，道理在你们，在群众。外国人对其他事没兴趣，主要看中国安定不安定。我是有意识地和稀泥，只有和稀泥是正确的。……

　　二、对中央的人事问题，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对那几个同志要批评，但不能动，实际上不止他们几个。现有的中央委员，有的可以不履行职权，不参加会议活动，但不除名，不要给人印象是权力斗争。对那些大家有意见的人，过关算了。检讨没有全过关的，我们过去也没全过关嘛。

　　三、关于“上”的问题，至少加3个政治局委员。太多，也不恰当，不容易摆平。加上几个什么人？陈云兼纪委书记；邓大姐，胡耀邦。够资格的人有的是，如王胡子(指王震)，也够格。两个方案，一个3个人，一个4个人。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不能选中央委员，想开个例，补选一点，数目也不能太多。有几个第一书记还不是中央委员，如习仲勋、王任重、周惠，还有宋任穷、韩光、胡乔木、陈再道。将来追认就是了。

　　四、1957年反右派斗争是正确的，但后来扩大化了。对“文化大革命”要回避，不能追，追到底不利。清华几个青年贴大字报说：反周民必反，反毛国必乱。这个水平很高。

　　在11月27日晚上，邓小平还讲了这样一段话：“……现在报上讨论真理的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跃，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但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有些事情，不能提毛主席，也不宜提，提了不利。报纸要十分慎重。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

　　这个谈话当时在会上并没有传达，但是还是流传了出来，这被看作中央对真理标准问题的一个明确表态。

　　12月8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汪东兴在会上作了检查。12月13日，他又向大会作了书面检查。

　　这一天，是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大会，华国锋也作了检查。

　　就此，叶剑英说：“民主作风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华主席对‘两个凡是’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华主席提出今后写报告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直接写‘党中央’就行了，这是谦虚美德。这种谦虚是非有不可的。”

　　邓小平：这次会议了不起，五七年以后没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时期)有。这个风气要传下去

　　早在这次会议之前，胡乔木就作为邓小平讲话稿的起草人为他准备了一份讲稿，这也是依照小平本人的意思做的准备。讲稿内容有二：第一部分论述了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几方面的历史意义；第二部分论述如何实现这个转变。

　　从中也可看出，会前在小平思想里，只要说服中央委员会赞同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就达到了会议的目标。

　　但是到了会议期间，会议形势出乎意料地发生了变化，僵局已被打破。邓小平也敏锐地觉察到历史性转折的机遇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一下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了。

　　邓小平找到胡耀邦说：“这个稿子的思路不行，你给我找人重写。”

　　邓小平亲拟提纲，并提出了整体框架和思路。

　　12月2日，邓小平约胡耀邦、于光远等在家中谈话，谈讲话稿的重新起草问题，并拿出了自己亲笔所写的讲话提纲。在重新起草和修改过程中，邓小平又与起草者谈话，逐条逐字地审阅，并亲自拟定讲话的题目。

　　大约过了28年，于光远有一天在故纸堆里翻出了一份珍贵的手稿，竟是当年邓小平亲自拟定的讲话稿，老先生激动万分。

　　他回忆说：

　　12月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和我到他家里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邓小平自己写了一个讲话稿的提纲，一共……是八个问题。

　　邓小平首先说：想了一下，不准备长稿子。第一个问题是对会议的评价。他说：这次会议了不起，五七年以后没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时期)有。这个风气要传下去，(这是)很好的党的生活，党的作风，既有利于安定团结，(又有利于)防止思想僵化，实在可喜。

　　第二个问题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他告诉我们写这个问题时要“讲点理论的重要”。他说，这个争论(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很好，越看越好，越看越是政治问题，是国家前途命运问题。他提出要解决新的问题，全党全民要开动脑筋。

　　第三个问题是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他指出：现在这个时期更要加强民主。集中那么多年，现在是民主不够，大家不敢讲，心有余悸。

　　第四个问题是向前看。他说：这个会议向后看解决一些问题，目的是为了向前看。不要一刀切，解决遗留问题，要快，干净利落，时间不要长。完全满意不可能。还说，安定团结十分重要。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不要纠缠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不要涉及，让时间来说清，过一段时间再说这个问题，没有一点亏吃。

　　第五个问题是克服官僚主义。

　　第六个问题是允许一部分企业、地区、社员，先好起来。他说这是一个大政策。

　　第七个问题是加强责任制。

　　第八个问题是新措施新问题。

　　小平有如此详细的提纲，又做了如此具体的谈话，我们这些起草的人就好办了。从邓小平那里回来，胡耀邦和我找了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青等人赶紧起草稿子，大约两三天就起草好了。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就是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那个著名的讲话，题目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标题也是小平亲自拟定的。讲话提纲挈领地抓住了历史转折中最根本的问题，指出了“文革”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正确方向和指导思想。它以全新的理论视角，启发了全党的思路，振奋了人们的精神，对于推动整个国家走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从此成为中国人民团结奋斗、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的基本口号，成为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宣言书。

　　到了12月12日，原定大会结束的前一天，叶剑英夜里12点亲自给邓力群打电话，要求再修改发言稿，以呼应邓小平的讲话精神，邓力群为此写到凌晨3点，以至来不及送印，叶剑英只好以那个稿子在大会上宣读。

　　13日，大会举行了闭幕会，中央工作会议本该到此结束了，可代表们感到邓小平讲话非常重要，纷纷要求延长两天来学习和讨论。直到12月15日，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才真正落下帷幕。

　　又过了三天，1978年12月18日，古老的北京城瑞雪飞舞。上午10时，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西宾馆召开。此次会议仅仅开了5天。

　　后来发表的三中全会公报说：

　　会议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全会在正确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伟大转折。从今天看，1978年隆冬的这个会议，根本就是中华民族的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它的深远意义已经显现并将继续昭示于世。

　　华国锋：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

　　整整30年过去了，今天，所有的主流媒体都在寻访这30年的历史轨迹，都在追忆这30年的情形与音画，回溯至源头，我们看到的竟是一个如此绚丽多姿的中央工作会议，它依然散发着无穷的魅力，让每一个寻访者为之怦然心动。

　　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以87岁高龄谢世。中共中央给予这位中共前高级领导人以极高的评价。更出人意料的是，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也高调撰文说：

　　为何“《实》文”能够公开发表？为何全国报纸能予刊载？为何各地党、政、军领导同志能各自表明态度？不能不说这和当时特殊时期的党内民主生活有关，尽管这时党内民主仍是有限的，仅及党内政治生活的一隅。但这一隅有限的民主空间却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广阔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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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国锋同志的克制、宽容态度也是相当重要的。

　　华国锋同志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处于最高领导地位。他认为党内有思想分歧，应强调团结；党内分歧引发了不同观点的斗争，他强调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认为是个理论问题，要搞清楚。他更没有暴怒、不计后果地把形势搞乱弄糟。相反，以后他还为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要求停止对个人崇拜的种种宣传。

　　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同志讲：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

　　华国锋同志的这种民主精神和作风，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也不是谁都能够做到的。不知道今天的青年人还有多少人记得华国锋同志、了解华国锋同志，我和我的同代人肯定都记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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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由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引发的历史的涟漪，越过30年的岁月，依然在历史的长河中激荡。 (王伟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