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的“借款”

　　对于姜人杰另一笔2200万元受贿的指控，则与苏州华业百福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陈欣有关。在这个故事的前半段，姜人杰的身份依旧是项目介绍人。

　　2001年下半年，苏州市吴中区长桥镇领导找到姜人杰。长桥镇有400亩左右的鱼塘，当地官员想要找开发商把鱼塘填平然后进行房地产开发。事实上，就是将鱼塘出让给开发商，开发商承担土地整理的义务，并且在其上兴建地产项目。长桥镇的心理价位是一亩6万元，姜人杰当时觉得这个价格有点低。

　　2002年春节后，姜人杰将苏州华业百福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陈欣介绍给了长桥镇官员。经谈判，陈欣与镇政府达成协议，以7.2万元/亩的价格收购土地，再把鱼塘填平后取得土地使用权，镇政府则不负担应交省、市的相关费用。如果陈欣填平土地后没有获得房地产开发权，镇政府则要支付填土工程费用。

　　陈欣预付给政府500万元土地款的订金，同时垫付了数千万元的填土成本。2002年11月，陈欣的填土资金短缺，向姜人杰求助。姜人杰通过姜荑的拍卖行借了700万元给陈欣，帮陈欣渡过难关。实际上，这笔钱来自于苏州住房置业担保公司给姜荑的1000万元借款。

　　到年底陈欣已经完成了鱼塘填土的工程，他希望与镇政府履行此前的合同，即获得这块土地的使用权。但是陈欣填土期间，中国土地市场的改革完成了关键的一步，这一年7月1日，国土资源部颁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经营性土地必须要进行“招、拍、挂”才能出让使用权。鉴于土地新政，苏州市政府打算将这块土地用做绿化用地，而长桥镇则仍旧希望以挂牌转让或者定向招标的方式出让，搞房地产开发。

　　前期投入巨资的陈欣，坚持要求镇政府履行原合同，他想要以7.2万元/亩的价格收购这块地，但当时苏州经营性土地拍卖已经全面开始。陈欣找到了“介绍人”姜人杰，他说自己“太亏了”，“如果土地拍卖的话，价格至少会涨到70万元/亩，而且这个价格也不一定能拍到，而他现在只能与长桥镇政府结算填土费用”。姜人杰劝陈欣最好将原来的合同撕毁，因为这块地面积很大，不拍卖不可能，如果想要的话就只能参加拍卖。

　　陈欣随后又转向了与镇政府的谈判，一位知情者向记者回忆，陈欣当时非常激动。陈欣提出，按照每亩30万元的价格由镇政府支付填土费用，或者，如果拍卖的话他愿意以80万元/亩的价格收购，但是希望参加之后的利益分配。陈欣提出的建议被镇政府否决了。

　　之后陈欣参与了土地拍卖，他的对手是苏州市供电局。最后这块土地以接近百万元/亩的价格成交，这其中也有陈欣的抬价“功劳”。

　　到2003年2月，陈欣与镇政府达成协议，以每亩23万元的价格计算，总共403亩，镇政府给陈欣的填土费定价较高，包含了奖励的成分。这样计算，陈欣总共收到了9000余万元的填土工程费。

　　陈欣拿到地价款后，姜荑就去找陈欣“借钱”。姜荑在成立拍卖行后又打算成立一家投资公司，两家企业可以协同运作。姜人杰曾对姜荑说，看看陈欣收到的钱是不是闲着没用，这样的话可以借来开设投资公司。

　　姜荑于是找到陈欣提出要借2200万元，用于开设福泓投资公司。陈欣答应了姜荑的借款要求，分3次给姜荑拨付了款项，第一次300万元，第二次1000万元，第三次900万元。每借出一笔，姜荑都给陈欣手写了一张借条，三笔资金都汇到了姜荑的福海拍卖行的账户上过账。之后陈欣与姜荑重新签订了一份2150万元的借款协议，原先的借条由姜荑收回，还款日期为2003年5月29日至2004年1月1日。2003年4月，姜荑的福泓投资公司成立。

　　检察院认为，姜荑是以假立公司的形式替姜人杰收受贿款，所谓成立福泓投资公司只是一个幌子。而姜荑则称，成立投资公司的想法一直就有。

　　陈欣在接受审讯的时候讲述了他“借钱”给姜荑的心态：“姜荑是以借钱的名义来要钱的，这些钱我是不会再向他要回的，他也不会还给我。”而他“借钱”给姜荑的目的有两点：第一，陈欣的填土费还未全部收到，他害怕姜人杰从中设置障碍，无法拿到余款；第二，他还打算继续“搞项目”，不愿意得罪姜人杰，怕他以后“不配合”。

　　但陈欣也没有完全放弃债权，他还是留了一手，拿了姜荑写的借条，并且签订了借款协议。陈欣对此的解释是，如果出现“情况”，他是打算和姜人杰翻脸的，“有借条在手可以把钱要回来，最多就是不在苏州搞房地产了”。陈欣的行贿心态十分有趣，他就像一名渔夫想要控制住水里的大鱼，扔下了饵料但是并没有松开手里的渔线。

　　值得注意的是，在陈欣“借款”给姜荑之前，姜荑也多次“借款”给陈欣。在陈接下长桥镇填埋鱼塘的工程后，两个人的财务往来十分频繁。

　　2002年11月，姜荑借给陈欣700万元用来支付填土费用，没有收利息，这笔钱实际也是从苏州住房置业担保公司挪用。2003年初，姜荑把自己的一家贸易公司给了陈欣，这家公司有注册资金50万元。之后姜荑又借给了陈欣300万元。陈欣说这些钱是要还给姜荑的，但实际上并没有归还。陈欣与姜人杰一家形成了非常复杂的财务往来，这也使他们的关系更加紧密。

　　姜荑没有永久占据陈欣的借款。2003年10月，他将记在自家亲戚名下的一部分公司股份转给了陈欣，归还了部分借款。2004年春天，苏州市领导找姜人杰谈话，提醒姜家父子的行为。姜人杰随后让姜荑关掉了拍卖行，同时他认为福泓投资公司也没什么用了，就要姜荑把投资公司转给陈欣，以解决债务。

　　就像陈欣的欲擒故纵一样，姜人杰也不愿丧失主动，这笔2200万元的“借款”他始终觉得烫手。

　　儿子对儿子

　　法院一审认定姜人杰另一笔400万元贿金则是来自苏州易通房地产公司总经理李辉。与前述两个故事不同，李辉所求之事正是姜人杰主管项目，姜也不再是项目介绍人和资金“提供”者。

　　2002年10月，苏州易通房地产公司总经理李辉看中了相城区阳澄湖边950亩土地。原苏州市“人大”副主任许树东(已另案处理)参与其中牵线，主要由他的儿子许晓巍出面。

　　在相城区“在水一方”大酒店，李辉与区政府官员第一次见面。当时区政府认为李辉的公司比较有实力，能够承担开发工作，土地可以23万～25万元/亩的价格出让。经过几次谈判后，最终确定了25万元/亩的价格。但由于阳澄湖是苏州市的水资源保护敏感区，规划要求严格，限制比较多。

　　李辉找了一家英国公司担纲项目设计，并提交了一份以英伦小镇为主题的规划方案，但是由于项目的密度、风格以及商业设施与规划要求不符，这个项目一直没有通过审批。规划局的意见是，项目的高度和密度都要降下来。这意味着直接减少了开发商的可销售面积。

　　为了能顺利通过规划局，开发商托请许树东找到姜人杰，希望姜能够给予李辉帮助。姜人杰是主管城建、规划方面的副市长，许树东则曾经是姜人杰的老领导。许树东跟姜人杰讲，这个事情他们俩都不用出面，用“儿子对儿子”的方式处理。

　　开发商通过许树东之子许晓巍送给姜荑400万元，许希望姜人杰能够同意项目容积率为0.45，并且能够保持原风格。姜人杰答应愿与规划局进行协调。

　　姜人杰在供述中对这400万元的收受也有自己的解释：他要姜荑把钱保管好，“将来找合适的时机归还”。

　　阳澄湖项目的规划论证会一共开了3次，至少前两次姜人杰都参加了。在论证会上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认为项目设计风格要符合苏州江南水乡特色，而李辉的英伦小镇建筑显然与环境反差较大；姜人杰与另一位区长则持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苏州不一定是一张脸，苏州古城区需要保持原有特色，在此之外允许有新的风格。事实上，姜人杰并没有强行将此项目放过审批，尤其是在第二次论证会上，姜人杰对李辉准备的图片材料非常不满。

　　2004年中，在姜人杰被“双规”前，他让姜荑把这400万元全部退了回去。直到姜案事发，阳澄湖项目并没有通过审批。

　　“礼尚往来”

　　在这起亿元贿案中，其过程不是简单的钱权相易。姜人杰更多是以项目介绍人、资金提供者和上级领导的复合身份为企业提供“便利”，姜的权力边界相对模糊，而企业给姜行贿的功利性也并不强烈。

　　作为主管城建的副市长，姜人杰的介绍人身份更为特殊，况且他自己就是苏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掌管着大量的项目和资金。企业的巨额行贿看起来更具有“长期投资”的意味。

　　在此案中，还有一笔10万元的小额“贿金”更体现了行贿的模糊性。林某某是姜人杰的老同事，他从政府退休后受聘于一家地产公司，由于与姜人杰相熟，则相应地承担了政府公关的工作。他曾在2004年的春节前送到姜家10万元现金，装在一个袋子里。林某某在接受问询时说，送这笔钱并非求姜人杰办什么具体事情，而是“礼尚往来”，如果要办事的时候临时送钱，“就太俗了”。姜人杰供述说，这笔钱在春节后已经还了回去。

　　姜人杰的每次生病、出国都提供了更多“礼尚往来”的机会。在此案中，5万元港币和4000美元都是企业送给姜人杰在境外考察的“零花钱”。姜人杰之子姜荑2002年底结婚，他的一位老同事送来了5万元的红包。他让姜人杰收下这笔钱，并说“以后我女儿结婚也是要请你的”。

　　顾文彬愿意送出8250万元的巨资，他同样有黄雀在后的目的。苏州曾经将城市出租车扩容800辆，姜人杰就担任“苏州市区新增客运出租车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顾文彬就找到姜希望能够分一杯羹。苏州市还曾经就环古城河水上游艇项目进行企业招标，顾文彬也提出了投标要求。但这两次姜人杰都拒绝了顾文彬的要求。顾文彬个人品行也被知情者所诟病，“他为人贪婪，有钱之后就抛弃了结发妻子”。姜人杰也对顾文彬有所警惕，他并不愿受制于此人。-来源：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