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吉田“找到组织”

　　跟程海一样，唐吉田也有个“成分不好”的父亲。他刚记事时，父亲为了养家糊口，在山上开了点荒，被“工作组”发现，不仅收成被缴，母亲也受到惊吓，长病不起。

　　生活拮据，父母时有摩擦，家里气氛非常压抑。唐有时候因为不甘于被忽略，就经常会有惊世骇俗之语。在高中的一次晚会上，大家纷纷畅言以后的打算，唐吉田走到讲台上，两腿发抖，说了句：“我的理想就是做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多年之后同学见面，还有人跟他插科打诨：“怎么样，主席？”

　　他又发自内心地喜欢公共活动。1991年，唐吉田在东北师大读大三，写信给延边州委书记，就民族问题坦陈自己的看法。半个月后，他收到回信，用的是延边州委的信纸和信封，肯定了他的建议，赞赏他关心家乡的行为。他后来在报纸上很留意这位领导的签字，发现跟回信中的签字一模一样：姓的字体较大，名字越来越小。在所有参加的公共活动中，这是他比较得意的一次。

　　今年他又做了一件让自己非常得意的事，就是律协直选。

　　长期以来，唐吉田一直感觉没找到“组织”。他有一些想法，有关于制度的，也有关于其他的，想找个人交流，但在延边要实现这个想法“比职务晋升还要困难”。

　　这些想法到了他在延边州检察院任职的后期，越来越成为一种负担。他发现，很多违法的背后，都有“公权对公民私权的侵犯”，而他作为检察官却只能维护本已强大的公权。

　　于是，他辞去检察院的工作，揣着一张律师资格证书，开始闯天下。他从延吉跑到上海，又从上海跑到深圳，但自己寻找同道中人的事情，始终像自己的业务一样，没有多大进展。

　　直到2007年7月份来到北京，他才发现，这里正在发生的很多事情，让自己“如沐春风”。这里每天都在开放着他梦寐以求的各种讲座和论坛，论坛上的各种发言，与自己是如此投缘。

　　“我得找机会接触这些人。”初来乍到的唐吉田，开始努力融入这个圈子。2007年11月，他找到中国律师观察网的赵国君，把自己的名字挂在一份由茅于轼牵头的有关取消劳动教养制度的呼吁书上。这种呼吁书由于事涉重大，又由大家牵头，往往能引起媒体的关注，一个陌生的名字要“混个脸熟”，这往往是一个很有效的形式。

　　经过半年时间的用心铺垫，唐吉田对这个圈子逐渐熟悉，圈子里的一些事他开始深度参与，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律协直选。

　　今年5月底，唐吉田首次参与律协直选的会议。他认为，对待律协，最初一定要把态度鲜明地端出来，这样后来才能进退有余。所以，他从一开始就支持釜底抽薪的直选方案，反对把这次活动办成一个弹性十足的论坛。

　　此后，唐吉田没有落下一次会议。在这部分人中间，一种“找到组织”的欣喜涌遍全身。

　　在5月底的那次会议上，他第一次见到程海，咄咄逼人的感觉扑面而来。“用东北话说就是‘狠叨叨的’。”他不由得想起老人们经常说起的一句谚语：“‘地包天’(程海嘴的形状)难斗。”

　　作为直选活动的三个联络人之一，唐吉田有一段时间面临来自司法机关和律所的双重压力，从内心里渴望来自“组织”上的支持，但程海只是对他说了句：“还维权律师呢，这点压力都不能排解。大家哪有时间去帮你，跟他们周旋就是了。”

　　当时，在呼吁上签名的很多律师都面临着与唐吉田类似的困境。有些律师在压力下选择了疏离，这一活动正面临着从内部被瓦解的潜在危机。

　　唐吉田推己及人，认为在事态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不能只一味地强调冲出去，还要能够稳住人心。他提醒程海，不要总是不分场合地驳老朋友的面子，免得让别人感觉“这帮人也不比律协那帮人好到哪儿去”。

　　程海对此颇有微词，批唐吉田“人情大于原则”，就会“和稀泥”。唐吉田则批程海“在伤了敌人的同时，也伤了自己人”。

　　直选活动的另一位联系人张立辉，就曾因为自己分管的会员发展工作进展缓慢，被程海直白的指责“伤”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