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 关于“中国模式”及其意义

　　国外学者认为，用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或西方自由主义理论都难以说明中国的成功。于是，便出现了种种解释。几年前，“北京共识”比较流行，近来“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受到关注。

　　●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北京共识”的核心是一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进行发展

　　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2004年，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提出了“北京共识”理论。他认为，“北京共识”的核心是一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进行发展。就中国而言，发展的三个基本定理是：(1)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2)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3)循序渐进、积聚能量。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适于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墨西哥学者杜塞尔·恩里克认为，“北京共识”与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不同，政府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即根据发展情况，不断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不断对政策措施进行修正。墨西哥和拉美国家盲目采用新自由主义理论，造成了可悲的结果。“北京共识”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中国模式整合了各个方面的动力机制，因此成为中国高速发展的基础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混合模式，既不是苏联模式，也不是西方模式的延伸；既否定了苏联的完全公有化模式，也破除了西方的极端私有化模式。它整合了各个方面的动力机制，因此成为中国高速发展的基础。中国模式是国际最优经验和中国本身实践结合的产物，既有世界性，也有中国性。因此，在讨论中国模式时，光强调国际性或者光强调地方性(中国特色)都不是很科学的。

　　●俄罗斯经济学院教授弗拉基米尔·波波夫：中国的发展模式，或者说东亚的发展模式，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皮沃瓦罗娃认为，中国模式是“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导向、受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模式，这一模式是与世界潮流相一致的。”俄罗斯经济学院教授弗拉基米尔·波波夫指出：“中国的发展模式，或者说东亚的发展模式，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因为这种模式引发了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一轮增长……这种模式与美国开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处方可谓背道而驰。”

　　●俄罗斯学者米哈伊尔·季塔连科：中国改革开放理论提出了解决中国国内和国际发展之间的社会经济矛盾和不同文明冲突的最佳模式

　　多数学者逐步认同，中国模式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是“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结合。因此，它既克服了传统社会主义的缺点，又避免了传统自由主义的弊病，值得发展中国家乃至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借鉴。俄罗斯学者米哈伊尔·季塔连科认为，中国的经验可以成为缩小南北差距、打破“金元帝国”对世界格局垄断的基础。中国改革开放理论避免了社会主义危机，提出了解决中国国内和国际发展之间的社会经济矛盾和不同文明冲突的最佳模式，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国外学者看来，“中国模式”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1)中国模式具有特殊性。中国的成功在于选择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2)中国模式具有包容性、兼容性和创新性，它努力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协调起来，把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微观运行结合起来，把效率与公正协调起来，把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3)中国模式强调发展的人民性。“华盛顿共识”的目的是帮助银行家、金融家，而“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帮助普通民众，强调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