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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瓮安的救赎

　　2008年 6月28日，贵州瓮安县。一个少女之死，引发震惊中外的一场群体性事件。此后，这个位于贵州腹地的小城开始了一系列整肃——换县委书记、县长，千名干部大巡访，将大量经费投入民生等。

　　瓮安等待重生

　　★ 本刊记者/ 蔡如鹏(发自贵州瓮安) 刘震(摄影)

　　2008年12月20日，位于贵州腹地的瓮安县迎来了久违的阳光。趁着难得的晴天，村民李秀华一早就开着自家的拖拉机，和乡亲们一起修整门前的山路。

　　时隔半年，当记者再次见他时，这个36岁的汉子依旧木讷。干活时，很少说话；坐下来，也是一个人闷闷地抽烟。

　　年长他3岁的妻子罗平碧话要多一些。进屋后，她一边招呼《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坐，一边转身到里屋拿出一个小盒子，“你们上次要我女儿的照片，这是后来找到的，你们看看”。

　　照片上的女孩活泼可爱、笑容可掬。半年前，正是这个女孩的非正常死亡，引发了瓮安“6·28”群体性暴力事件。

　　事件虽然早已平息，但这对夫妻却仍没有从悲伤中走出来。晚上想念女儿的父亲总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如今提起女儿，母亲还是忍不住落泪。

　　这个家庭面临着一次重生。当然，需要重生的还有因暴力事件被置于舆论漩涡中的小城——瓮安。

　　清理积案

　　“6·28”事件中被焚烧打砸的县政府大楼现已粉刷一新。同样遭到烧砸的公安局办公楼，除了玻璃外墙上隐约可见的烟熏痕迹，也恢复了原样。只有木结构的县委大楼，在大火中付之一炬。如今，原址上没有再建其他建筑，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修的花园。

　　县城街巷里的喧闹与熙熙攘攘的人群，也让人很难联想到半年前的那场暴力事件，一切似乎都已远去。

　　不过，在瓮安人的记忆里，“6·28”事件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是我一辈子经历过的最大的事。”一位老瓮安人对记者说，他期望“这件惊动了中央的大事”，能早日还瓮安一个平安。

　　“6·28”事件发生后，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曾到瓮安视察。他说，这次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女中学生的死因争议，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当地在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矿产资源开发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积怨过深。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前后两次的采访中了解到，在“6·28”事件之前，瓮安县就曾发生过数起群体事件——只是因为没有媒体报道，所以并不为人所知。其中一起，上百村民打砸了乡派出所和乡政府办公楼。

　　这起事件源于贵州省最大的水电站——构皮滩水电站工程，该工程涉及瓮安县北部天文、龙塘等几个乡镇的移民4000多人，其中农业人口3000多人。

　　移民安置工程始于2002年下半年。当时，村民们认为县移民局给的安置费过低，有被截流的嫌疑，拒绝搬迁。

　　2004年12月14日，时任县长王勤带领一些干部，到龙塘乡做工作。上千村民拦住县长的车，希望“讨一个说法”。村民们说，如果王勤等人“讲不清楚补偿为什么这么低”，他们“就不放他走”。

　　后来，县公安局赶去营救。在解救时，双方发生了冲突。据一位村民回忆，村民有多人被打伤。群情激昂的村民随后打砸了龙塘乡派出所和龙塘乡党委和政府办公楼。

　　“‘6·28’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迟早都会发生。”石宗源说。

　　所以，今年7月刚上任的县委书记龙长春到任后不久就表示，逐一清理解决各类历史积案，化解民怨，将是瓮安县今后的工作重点之一。

　　7月11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县城中心广场举行的“县委书记大接访”活动中看到，500多名人手拿材料、顶着烈日，排着100多米的长队等待龙长春接访。

　　一位赶了60多里山路的农民告诉记者，这是他第一次有机会“面对面地向县委书记反映问题”。此外，瓮安县还开展了“千名干部大巡访”“千名教师大家访”“公检法司‘四长’大联访”和“乡镇干部大走访”等举措。

　　截至12月，县乡两级领导共接待群众来访2121件、3449人，累计回复信访问题1809件。“一些涉及人数较多、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信访问题已得到妥善解决。有效地疏通了民怨‘堰塞湖’。”县信访局局长邓太华说。

　　邓太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移民搬迁、企业改制、旧城改造、矿群矛盾和社会治安等5个方面。

　　“对一些重点信访历史积案县委书记亲自督办，抽调政治素质好、工作经验丰富的干部组成工作组，重点处理。”邓太华说，“比如，本着让利于民的原则，我们妥善解决了部分退休老同志反映的岗位津贴被扣发和交通局收费站撤销后职工的工作安置等一批信访突出问题。”

　　改善民生

　　依托丰富的磷、煤、铁、锌等矿藏资源，瓮安的经济在所属的黔南州一直居于前列。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很少惠及46万瓮安民众。

　　龙长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6·28”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原先对改善民生投入不够，“该花钱的地方舍不得花钱”。

　　“比如道路绿化交给园林局去做，政府又不给钱，他们就靠罚款，这样做群众的怨气很大。对公安部门的投入也不够，干警也去罚款，还打白条，最后发展到有的黑恶势力被抓后，花一两万就可以放出来。”龙长春说，“关注民生不够，导致不少部门与民争利，产生了各种矛盾，最后形成叠加效应，引发群体性事件。”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7月份在瓮安玉山镇采访时了解到，该镇有大大小小近20家磷矿厂，其中很多手续不齐。镇党委书记胡德楷对记者说，只要向镇里一次性交2万～4万元就可以开采，因为“县里给我们的经费太少了”。

　　无序开矿引发了大量的矿群纠纷。其中，最普遍的是土地征用的补偿问题。“6·28”事件后，永和镇的几位村民到县信访办反映，2006年7月，一家矿厂征用他们土地时，不按当年的安置标准补贴，而是1999年的标准。

　　除此之外，开矿时“放炮”(即用炸药炸矿石)，对矿区环境，特别是水源的影响，也是村民反映强烈的问题。

　　如玉华乡岩根河村的村民，从2007年起就反映因当地磷矿开采，导致水源污染，三个村民组1800多人的饮水出现困难。

　　瓮安县监察局局长吴应忠曾查处过类似的案件。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县人大10月30日表决通过了《关于建立瓮安县和谐矿区建设基金的议案》，即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明确矿主的责任，保证治理资金和措施落到实处。

　　而在“6·28”事件中，有160多名学生参与了打砸抢烧，暴露出教育工作存在突出问题。

　　事件发生后，县政府陆续拨给县教育局3600多万元，“补上了从2002年以来欠拨的所有教育经费”，县教育局副局长陈全福说。

　　他告诉记者，原来由于教室紧缺，致使县城中小学班额过大，平均每班学生达118人，最大班额高达118人，“老师根本管不过来”。

　　瓮安县城的中小学生超过1万人。其中，很多学生来自周边的乡镇，在学校附近租房住宿，缺少家长管教，经常与闲散人员混在一起。

　　“几乎每天学校门口都有人打架。群架或者单挑，带着马刀、匕首、木棍等凶器。打架者包括学生和游荡在社会上的‘小混混’，学生打老师在这里也不是新鲜事。”陈全福说。

　　有了经费，教育局对现有的4所中学进行了新建，同时利用暑假招考选调教师及时补充师资，基本解决了“大班额”问题。

　　陈全福还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投入1100万元，征了160多亩地，准备新建瓮安五中。“那时，我们将彻底解决‘大班额’的问题。”

　　除了还清教育的历史欠账外，县政府还把农村低保标准从年人均补助360元提高到460元；发放低收入家庭租赁住房补贴200多万元，惠及1000多户居民；制定了《瓮安县房屋拆迁补偿办法》，确保拆迁户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这些关注民生的举措，正逐步收到成效。以前征地拆迁是最难的，但最近政府为县城新区征800亩地，“只用了3天时间”，龙长春说。

　　重塑形象

　　“6·28”事件发生后的第5天，黔南州召开了深化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大会。该州州委书记吴廷述在会上，讲了一个小插曲。

　　他说，事件发生后，一个工作人员问县政府门口一个卖早点的老太太怎么还敢营业，老太太的回答是“他们针对的是你们，又不是我们”。另外，烧汽车时，公安人员劝阻不了，但一个商店的小老板对人们说“那辆车是我的，要用，你们不要烧”。结果打砸者就不烧了。

　　吴廷述感叹道：“为什么打砸人群不听我们的话，却能听他们的话？为什么干群关系会紧张成这个样子？”

　　事实上，“6·28”事件对瓮安县的官员触动非常大。他们中的很多人至今不愿与记者谈论此事。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这次事件对瓮安的负面影响太大了，“大家的内疚感还是很深的，都觉得脸上没光”。

　　“6·28”事件之后，县主要负责人在官员中开展了“我为谁工作，我为谁负责，我怎样工作”的思想讨论，反思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县委书记龙长春说，“反思时，很多人都流泪了”。

　　龙长春到瓮安后不久，就发起了基层官员作风教育整顿活动。“这被当作一项非常大的工作来做。我们组织了上千名干部下基层，由县级领导带队，走村入户，访贫问苦，为群众办实事。”这位县委书记说。

　　活动中，最令他感动的是，前不久发生了一起车祸，一辆中巴车翻入山沟里，山坡又陡植被又密，闻讯赶来的群众与警方一起施救，“大家一面在山坡上砍出一条路，一面搭成人墙，把伤员一个一个从沟里传递上来”。而此前，警察们常常出现在矿权纠纷、移民搬迁、房屋拆迁等矛盾现场，站在民众的对面。

　　据省农调队抽样调查，“6·28”事件前，瓮安群众对官员作风满意率仅为27.6%。开展作风教育整顿活动后，群众对干部作风满意率上升至85.6%。

　　“其实，老百姓对我们的要求并不高，只要能够关心他们，能够公正地处理问题，他们就接受你。”龙长春说。

　　为了重塑良好形象，瓮安县还对官员队伍进行了整顿。县纪委书记毛全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6·28”事件后，全县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查处39件50人，受党纪处分29人，政纪处分21人。

　　瓮安县委组织部部长莫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受处分的干部主要是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其中有一个乡镇的党委书记、副书记、镇长和副镇长4名干部，都因收受矿主贿赂受到了严厉的处理。”

　　政法机关则查处13名涉黑、涉恶干部，其中11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被清理出干部队伍。县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庞鸿对记者说，“我们只有坚决清除干部队伍中的害群之马，才能重新赢得民众的拥护”。 ★

　　(王维博、李赫然对此文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