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正式施行的《重庆市促进开放条例》规定，开放工作效果不好，或者造成损失，只要程序符合规定，未谋私利，可以减轻或免除有关人员的责任。同时还规定，政府对于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政策未规定的事项，可以在职权范围内先行尝试。政府还可对行政管理、公共服务、市场监管、土地流转、财政金融和社会管理等事项进行更多的改革实验。(1月3日《新京报》)

　　据报道，自重庆纳入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有关“试错”、“容错”的话题便一直处在热议之中。作为“试验区”，中央唯一赋予重庆的就是政策上先行先试的权力。在这样一种“大气候”下，“大胆地吃螃蟹”便成了重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必然选择。而要“大胆地吃螃蟹”，就不可能不犯错误。因为“失败是成功之母”，只有试错了,才知道试对的。

　　三十年来，中国的改革就是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起步，一路摸着石头过河，在不断的“试错”中进入深水区的。常识告诉我们，改革允许“试对”，也允许“试错”，但不允许“停步”。正因为允许“试错”，特区等改革试验场才敢作敢为，完成了中国新一轮改革试点布局，以最小的成本，换取了最大的改革成果，为其它地区综合改革提供了示范。

　　此次重庆继深圳之后，高调将“试错权”纳入立法范畴，对特定改革环境下的决策失误给予必要的免责，令人击掌叫好。这样的“保护”，不仅仅是解决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蒙古“试错”机制合理不合法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彰显了政府的公共理性，创造了一个鼓励改革创新的良好氛围和环境。不难相信，有了这样的“试错”豁免，官员在改革试验的时候，就不会畏手畏脚，步子就会迈得更大，动力才会更足。

　　但允许“试错”并不是鼓励犯错。在决策监督依然缺位的当下，任何一项改革探索都应该做好充分调研和论证，要与国家基本法律原则相符，不能想当然地“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让人欣慰的是，重庆在立法对“试验”中出现的决策失误责任实行“豁免”时，就充分吸纳了民意，相关条款对“容错”范围作了明确限制，为预防腐败设立了“防火墙”。

　　窃以为，在允许“试错”中避免“拍脑袋”，关键是决策过程必须科学民主，严格遵循公示、听证、专家论证等决策程序。如此这般以后再发生的失误，那就是集体决策的失误，不应该追究责任。相反，少数人说了算或一个人说了算，决策程序不透明、“有私心”，那就不能让其打着“试错”的旗号逍遥法外。而这，有赖于相关部门在执行过程中处理好创新举措与现行法规的冲突，把握开放创新与违纪的“度”，防止某些人钻容错的“空子”。(高福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