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话远远多于捐助电话”

　　2月22日中午，李贵树接到一个河北保定的电话，让他在儿童医院西门会合。李贵树一家人赶过去，是一个短发红衣的中年女人。刚坐定，女人拿了一沓资料出来，分发给他们。李贵树草草翻了一下，把资料放在一旁，他看不懂里边在说些什么。

　　女人便说开了：中国即将面临又一次医改，我这里有个独家的医改提案，四年多了，来回辗转各部门奔走，最近已经递交到了中央办公厅，但一个多月来，没有任何回音……麻烦你们了，一定要把这封信转给总理，让总理看到。

　　李贵树有点为难，索性趴到桌子上，用指头敲着桌面。这几天，要求他直呈总理书信的人不只这一个。但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杨正魁反复解释，我们也见不到总理啊。

　　女人接着说：你们不能那么自私，一定要克服重重困难，让总理看到这封信，那么你就是救了全中国百姓。

　　在女人的坚持下，杨正魁勉强接过了这封信。李贵树远远地走开了，他只想赶快治好孩子的病，剩下的钱，再捐给其他孩子。他紧紧皱着眉头说，“不能再给总理添麻烦了。”

　　李贵树心里清楚，如果没有总理，李瑞这“治不了”又“吃钱”的病，窝家里怕是没指望了。

　　之前，由于温家宝总理的慷慨救助，被触动的人们纷纷向李瑞捐款。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和北京儿童医院都组织了为李瑞治疗的专项捐款和捐款热线，募集资金很快超过50万。李瑞的治疗费已经不成问题。

　　但据红基会工作人员介绍，打电话想给李瑞捐款的人很少，但求助电话却多达50个左右，“求助电话远远多于捐助电话。”

　　中国有400万白血病患者，并每年以3万到4万的速度增加。鲜有家庭可以承担高昂的治疗费用。

　　现在，北京儿童医院对面的半地下室里，薛志刚3岁的儿子正软绵绵地赖在床上。孩子终日不肯说话，也是白血病，他的脸上很多肉，但脸色灰白，挂着两道与年龄极不相称的黑眼圈。他还在茫然地等待“两会”以后可能的政府救助。

　　而自温家宝总理偶遇白血病患儿李瑞后，河北省、张家口市和蔚县积极表示，将要设立大病儿童的救助机制。

　　“总理给的钱，穷死也不能用！”

　　眼下，李贵树身上最重的担子已经卸下了。身边的人都说，医院一定会给李瑞用最好手段的治疗。孩子天天活蹦乱跳的，还在电话里大叫“爸爸”，“病房里其他孩子都不说话，就我们李瑞最闹。”李贵树通常没有什么表情，但一说起李瑞和温总理，就嘿嘿地笑。

　　李贵树从前几天的大喜大悲里缓过神来。生活已经没有太大的困扰，问题又回到了琐碎的衣食住行。没事的时候，他眼皮发红，直愣愣地坐在招待所的门阶上发呆。

　　除去老家6万多元的债务，李贵树一家还需要在北京呆九个月以上的生活费。而他手里的现金是一万九千元，其中包括温总理捐给他的一万元。“总理给的钱，穷死也不能用！”李贵树大声说，他要把钱留起来，等李瑞长大了，给孩子念书用。

　　“北京的东西贵得吓死人。”李贵树说。

　　他曾经想给妻子买一件换洗衣裳，一看标签，400多块钱，赶紧跑开。“那等于把1000斤土豆穿在身上。”孩子的姨夫杨正魁打比方说。

　　他怎么也想不通，“几片菜叶倒在饭上”那个叫盖饭的东西，居然卖到10块钱。

　　当薛志刚向他推荐儿童零食“海苔”时，他扭过头问：“海苔是啥？”

　　“最可怕的是房子。”他只想在医院附近找个有床睡、可以做饭的地方，那里是北京繁华的西二环地段，即使一个半地下室的单间，也得上千元。

　　得知李贵树在北京的生活困境，《天津日报》驻北京站的记者为他提供了吃和住的便利。但这一切在北京理所当然的事情，李贵树觉得承受不起，浑身不自在。

　　2月22日的中午饭是四素一荤的家常菜，7个人吃。李贵树说，“跟过年似的”。在老家，只有过年才能吃上新鲜的青菜。

　　他们的暂住地点位于北京随处可见的商业公寓里，一间三人床的标准间。李贵树思量再三，说：“太高级了，这不是我们老百姓住的。”于是没几天，又搬回了北京儿童医院里插着一根绿色大管子的地下室。这里的住宿费每天50元，好在到现在还没收过他的钱。

　　在这个大城市，李贵树不大识字，又缺了两个手指，一时找不到可以干活的差使。

　　时不时有乡里的干部来看看李贵树，送来他生活必需的钱物，比如乡计生委就刚送了5000元，单这一笔，就是当初县民政局给的两倍。

　　岳父王敬回高庄子村了，他实在不习惯密密麻麻的北京，以后也不情愿再来。他把城里关于李瑞的报纸带回家，挑了一份《每日新报》，李瑞的大头照占据了整个头版，版右是两个火红的黑体字——“希望”。家里穷，出生后没有照过相，连满月、周岁都没照过，家里连张照片都没有，现在终于好了。”李瑞的姥姥止不住地哭。

　　姥爷王敬用大头针把这张报纸钉在糊着牛皮纸的床头。村里来探望的人说，这孩子命好啊，笑起来真像小兵张嘎。

　　已经没有什么记者来找李贵树了。公众的热情如同潮涨了又退了，李贵树“公众人物”的意识渐渐模糊。

　　2月24日这天，李贵树上街给李瑞买鞋子。他习惯性地拿了18码的，心想孩子过两年还能再穿。他和医院门前笔直的南礼士路已经熟络，怎么走也不会迷路了。他身上穿的还是离开高庄子村那身衣服，跟头发一样灰蒙蒙的。走着走着，往路上“呸”地吐了一口痰，好像忘了什么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