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栖院士”的名与利

　　主持人：

　　刚才在前面谈话当中提到，院士到一些高校去做兼职的院长，但是我们现在又看到，院士还会到很多药厂去做兼职的顾问，而且是很多家，怎么看待这种“多栖”院士？

　　白岩松：

　　我觉得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说，一个方面，首先他是前些年要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出现的副产品，解决什么问题呢？原来把学校称为“象牙塔”，科学的管科学，生产的管生产，两人不搭界。于是大家都着急，想把产学研给弄成一条龙，这样不就好了吗？科学家一有什么新的发现，马上变成产品，造福于社会，然后形成一个良性的链条。但是没有想到如何防范它的副作用，当我们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跟企业紧密地捆绑在一起的时候，你能够制止住人们内心的那种利益的冲动吗？

　　主持人：

　　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

　　白岩松：

　　你就在出台一个好政策的时候，鼓励产学研结合的时候，也要想到它的副作用，就像生产任何一个药品都要进行药理实验，既要考虑它的好效果，也要考虑它有什么副作用，我们明显是仅仅考虑了它的好效果，而针对它的副作用缺乏防范的机制。

　　主持人：

　　实际上把科研院所和企业两者之间有机结合，让人感觉也是一件好事，比如企业需要科研，同时科研院所也需要经费，但是如果把它俩直接联系在一起，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白岩松：

　　我注意到这次跟院士谈话的时候是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副院长话里有话地在敲打着院士，虽然院士岁数不小了，75岁了。他其中有这样一句话，说“一定要公正、客观、科学地对待产品的评价。”潜台词你就理解，我们还是在产学研结合中有一些科学家和院士不能够公正、不能够客观、不能够科学地来评价这个产品，因为跟自己的利益可能紧密连在一起。这里我不妨要多说两句，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问题在于，我们的院士选拔机制首先就面临巨大的挑战，为什么？这是原来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院士——王选当着我的面对我讲的，王选说：“我是院士，但是这只是一个虚名，只是一个荣誉，因为我最有创造力的时候是在三四十岁的时候，那个时候真正能出来东西，等我已经没有什么能力能创造出东西的时候，院士这名号来了。”我们现在很多的院士都是这样，岁数大了他已经不能在第一线了，但是他成为院士了，好多人都打算扛起他这面旗，因为能换博士点、能换重大科研项目，能拉来钱，能很容易发表论文。于是，无数的利益寻求者围绕在一个又一个院士身边，扛得住的好院士，也有扛不住的，我不妨举这句话为例，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在2008年的工程院第九次大会上讲了这么两句话，大家想想，“院士群体科学道德面临挑战，学术腐败现象令人震惊。”

　　主持人：

　　实际上刚才周济部长提到“不想”、“不能”、“不敢”，我想我们应该从“不能”和“不敢”上做文章，比如像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直接捆绑在一起，能不能中间出现一个基金会，让这个企业把钱放在基金会进行这方面的资助科研？

　　白岩松：

　　我觉得要想办法的时候，一次又一次暴露出来这样的问题，我们这位李院士其实2006年的时候就因为吉林一家药厂用他的名字做广告，他当时打起了官司说盗用，但是究竟之间有一种什么关系，最后也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答案。我们会去想很多事情，表面上在处理那个副教授，开除掉了，这个所长也被解聘了，院士到期之后就不续聘了，背后的原因难道不是因为我们教育领域里，很多的现象都是急功近利和非常僵化地执行某些标准，带来的副作用，我们对很多事情只考虑了好的事情，没有考虑它的副作用，比如贺海波的论文造假大多出现在去年的六月份，而那个时候正是他希望留在浙江大学成为副教授聘任他的关键时期，因为想要留下来，你就得有成果，所以他那个时候比较急着造假，因为要拿出论文来，社会生活中这样的事情不是很多吗？我们为什么只看一些硬性的指标，不看人呢？

　　主持人：

　　我们前一段看到有一个调查，一些博士对论文造假，其中39%认为可以同情，可以理解。

　　白岩松：

　　因为现在是生存压力放在这儿，有很多生存的指标只用硬性的指标来扛，现在一个新的风气在教育界，你在国际核心期刊发表多少篇论文，作为你将获得利益或者是提升职务，成为教授等等的重要依据，他们就会去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