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背后推一把”？

　　这个问题其实在谈判的一开始就提了出来，只是在后来谈判进入解决具体问题的通道后，关注有所转移。

　　前驻俄罗斯大使李凤林曾在这场谈判中担任翻译。他在后来接受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丹慧的采访时，曾经透露了中方这次谈判的底线：一定要苏方承认清政府与沙皇俄国签署的界约是不平等条约。同时告诉他们，中方并不打算据此收回被割去的领土，以体现中国的“宽宏大量”。

　　这一看似有些自相矛盾的要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苏关系的现状。从1960年开始的中苏大论战，大部分情况下不牵涉实体的利益，而是竭力要弄清楚一些“大是大非”。论战所涉及的范围，可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中共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的几篇文章的题目中窥斑见豹：《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这样的文章此间共发表了9篇，时称“九评”。

　　苏共则在1年多的时间里，发表了2000多篇反华的文章。

　　朱瑞真说，这些争论，由于产生于两国在不同发展阶段对有些问题的不同理解，注定不会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而是让事情变得越来越纠结。到了最后，争论甚至演变成了对细节的反复纠缠。

　　朱瑞真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了一个细节。就在这一次边界谈判开始前5天，朱瑞真和他翻译组的同事，还在准备针对苏联的一封措辞激烈的信，其中有一个词的选择让他们绞尽脑汁。

　　当年2月份，苏共中央召开全会，会后给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发出了一封谴责中共的信，这封信并没有发给中共，但很快这封信的内容就被中共获悉。于是，中共中央于当2月20日给苏共中央发去一封短信，痛斥“苏共领导一方面装着要团结的样子，叫嚷停止公开争论；一方面又背着中国共产党策动新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运动”。

　　这封信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起草，并经他阅批后发出的。信的最后写道：我们再一次郑重地要求苏共中央把最近给兄弟党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同样发给我们。当时，在译“要求”一词时，朱瑞真等人为如何用俄文表达反复推敲。“TPEBATb”和“nPCCHTb”都是“要求”的意思，前者语气强硬，在俄文中几与“命令”同意，后者语气谦和。大家对是用前者还是用后者意见不一致。几经推敲后，最后还是用了“TPEBATb”。

　　第二天，苏共中央就作出了答复。显然，这封信的措辞使苏共大为恼火，来信语气尖刻，特别指出中共居然不是“nHXHTb”(请求)他们而是“TPESDATb”(要求)他们！来信说：“难道有谁会认真地听从你们的腔调，被吓唬住而立刻跑去执行你们的要求吗？”“这是根据什么权利呢？”

　　就这一件事，外电后来有一个评论，说“当时的中苏关系，已经容不下一个单词”。

　　中方满以为自己提出的要求对方会爽快地答应。毕竟“我要的只是面子，你得的却是实惠。”常年研究中苏关系的李丹慧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分析，当时，“面子”对于中方意义重大，原因在于它一方面有助于安抚国内的民族情绪，另一方面，还有助于维护领导的权威。

　　没想到这一要求却招致苏方的强烈反弹。苏方代表团团长泽里亚诺夫对中方的这一要求深感“震惊”。朱瑞真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在苏方代表团成员眼里，不平等条约问题简直就是一个设给未来的圈套。他们认为，苏方如果承认了以往条约的不平等性，这些条约就成为无效条约。这等于赋予了北京这样一种权力，即假如它认为有必要，莫斯科就应当把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归还中国。这是苏方绝对不能接受的。

　　苏方的态度又反过来刺激了中方代表团。在第三、第四轮谈判时，中方论战的火药味日益浓烈。据《中苏关系史纲》记载，外交部副部长、中方代表团团长曾涌泉有一次在会上激愤地说：“占领我们的领土吧。假如你们有足够的勇气！你们可以挺进到北京并占领它，你们可以挺进到广州并占领它。但你们永远都休想我们承认你们的侵占是合法的！”

　　双方在不平等条约上的纠缠，后来随着双方交换地图而有所消减。这场在毛直接领导下的边界谈判，直到双方行将对东段边界达成协议时，还没有迈过不平等条约这一当初设定的“最低门槛”。很多研究中苏关系的专家分析说，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就是想在关键时刻在背后“推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