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什么事情都做”

　　在刘猛看来，帮灾民做一些小事，也是一种心理救援方式

　　在刘猛看来，心理援助的方式有很多种，哪怕帮灾民做点平常的事情。

　　心理救援工作站从最开始的5间，到现在的20间板房，只有半年时间。现在有图书馆、青少年活动中心、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和老年活动室，还有一个运动场和一张乒乓球台。刘猛还在都江堰创建了灾区第一个为孕妇进行心理干预的“妈妈之家”。

　　工作站的志愿者如过路客，一拨拨地来，一拨拨地走。目前，常住的有8人，其他志愿者不定期过来帮忙。

　　按照刘猛的说法，他已经成功摸索出了“灾后社区心理援助系统协作模式”。只要有媒体来访，他都会推介这种模式。

　　这个被刘猛称为“全国没有甚至世界少见”的模式，共有10个要点。他说，“社区”是心理援助和精神家园重建的最佳基本单位，而不是“学校”、“机关”或“企业单位”，后者可以是一种有益的补充途径。

　　他还说，社区的心理援助是一个系统协作的过程，单人、单学科无法独立完成，必须把“居委会工作人员”、“社工师”、“心理咨询师”、“精神科医生”四个领域的人员协同起来，分工协作，共同完成。

　　“其实，我们什么事情都做。”刘猛认为，专业的心理援助并非完全有效。

　　每天晚上，刘猛会和其他志愿者简单碰碰头，商量第二天的工作。

　　4月23日晚，他望着窗外的灵堂对其中一名志愿者说，“你明天过去帮他们家烧水、倒茶”。后来刘猛解释，帮灾民做一些小事，其实也是一种心理救援方式。

　　在他看来，并不是一脸严肃地对灾民说，“我是心理咨询师，你有什么问题，我来帮你解答”才真正有效。刘猛一边说，一边挺直腰板试图装扮出权威的样子。

　　他反问记者，“你看，我和灾民基本没有两样，这样做就是希望能拉近距离，交朋友。”

　　用他的话说，心理援助的目标是协助受创伤者重新构建生活秩序和情感支撑系统，而不是消除症状。所以，心理援助的姿态，远比心理咨询的技术更为重要，心理援助更多时候不是用嘴来工作，而是用手和腿，用心。

　　“我在急流的一艘船上”

　　刘猛知道，灾区心理援助并不是他一个人就能做好，接下来怎么做，他也不清楚

　　几次见到刘猛，他都是一副没有睡醒的样子，“我脑子塞满了糨糊，很困，很累”。

　　王永强是工作站的图书馆管理员，也是志愿者。他记得，刘猛经常熬夜，几乎每晚都在电脑前坐到深夜，还喝酒。“这一点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不爱惜自己的人，还能去帮助别人？”

　　刘猛患有一种疾病，最忌讳就是熬夜、喝酒和情绪波动大。在王永强看来，刘猛在这些方面一点也不注意。

　　一位朋友曾劝刘猛，在灾区待了那么久，现在要好好放松，不然会出问题的，“要不，你把手机关一个晚上”。对于朋友的建议，刘猛只是笑了笑，然后举起了啤酒瓶，一饮而尽。

　　另一位多次和刘猛接触的媒体朋友也觉得，刘猛不应该还待在灾区。别说是刘猛本身身体不好，就是一个心理健康的常人，看多了眼泪，听多了哭声，也容易出问题。

　　这位朋友回忆，他不止一次劝过刘猛赶紧回去休息，可刘猛总是说这里还没有接替者，放心不下。更有网友在有关跟帖中说，建议刘猛自己接受心理辅导。

　　“其实，我一个人的力量很小，我也很孤独。”刘猛说，如果在灾区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他会给自己督导组的老师打电话请求帮助。

　　刘猛也知道，灾区心理援助并不是他自己一个人就能做好，或者说不是心理援助者能承担得了的。工作站也开始遭遇不同声音，有业内人士说他不务正业。

　　一个深夜，本报记者和他在吉园板房外的公路边散步。沉默许久后，刘猛突然说，“现在，我正在急流中的一艘船上，下不来，只有往前走，漂到何方，我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