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我赞成第三方案”

　　记者：为什么最后修改了宪法？

　　王汉斌：当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的彭真向中央写报告，提出三个方案：一、用立法手段把革命委员会体制固定下来。这样做不赞成的人可能很多。二、取消革命委员会，恢复人民委员会。这样做，在名义上虽然取消了革命委员会，但对于扩大人民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不一定能有多大实质性的帮助和改进。三、县以上地方人大设常委会，并恢复人民委员会(包括省长、市长、县长等职称)，这个方案可能比较好些。

　　小平同志批示：“我赞成第三方案，相应的这次人大只修改宪法这一条，其他不动。这个问题建议在人大会前议一下。”

　　之所以要修改宪法是因为如果只修改地方组织法，规定取消革命委员会，恢复人民委员会，设立人大常委会，这样会造成修改后的地方组织法与当时宪法规定不一致的状况。小平说相应地修改宪法，其他不改，所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修宪决议有八条内容，就是相应修改宪法有关条款。在修改过程中，最初提出的草案是取消革命委员会，恢复人民委员会，设立地方人大常委会。后来于光远提出只作出决议而不对宪法进行修改，势必挑战宪法的权威，应该修改宪法。还有的同志提出不要恢复人民委员会而是恢复人民政府，因为大家都喜欢人民政府这个名称。所以在提交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时改为恢复人民政府不是恢复人民委员会。

　　彭真：地方人大常委会负责人要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记者：地方人大常委会设立之初，遇到了哪些困难？

　　王汉斌：起步工作很艰难。因为地方人大常委会是新设立的机构，很多地方人大不知道如何开展工作。彭真同志提出每次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的时候吸收地方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列席，要求地方人大常委会的负责人学习全国人大常委会如何立法，从列席中考虑地方人大怎样开展工作。

　　我记得，彭真同志在每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后，都要召开座谈会，听取地方人大常委会负责人的意见，和他们一起想办法，研究工作中的问题。在座谈会上，彭真多次发表重要讲话，这些讲话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印发各地，促进各地地方人大常委会工作的开展。 　

　　1980年4月18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第一次座谈会上，彭真同志作了《关于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工作》的重要讲话。他第一次把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主要职权概括为4个方面:立法权、重大事项决定权、人事任免权、监督权，对指导地方人大开展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使人大常委会能够充分履行职权，我们研究了如何加强人大常委会的组织，并规定: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不包括党派、团体和企事业组织、学术团体的职务。这样就可以使绝大多数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不兼任其他职务，是专职的，可以集中精力把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做好。

　　“赋予地方人大立法权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

　　记者：赋予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的目的是什么？取得了哪些成果？

　　王汉斌：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多有不同，全国人大的立法很难完全适应各地具体情况，所以，赋予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较大的市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很有必要。

　　各地人大常委会经过30年的实践，成果卓著。立法是人大的首要工作，仅以立法为例，30年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地方性法规近8000件，法工委成了地方人大常委会中最繁忙的工作机构。

　　赋予地方人大立法权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按照1954年宪法的规定，只有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可以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地方人大没有立法权。所以，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地方组织法、1982年宪法以及修改后的地方组织法，赋予了省一级、较大的市一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

　　记者：那么，全国人大与地方人大的立法权如何划分？

　　王汉赋：区别主要是全国人大有专属立法权，即涉及国家主权、公民政治权利等最基本的制度，由全国人大立法。除此而外的事务地方是可以立法的，但要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